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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地产与权力走得近 别让李嘉诚跑了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来源:罗天昊国与城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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