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陷入踟蹰，长期累积的经济金融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将愈加显现。
2019年，六大全球性风险或将交叠共振，构建更为复杂严峻的风险格局。在此格局下，关注风险重心的时序轮动，明辨风险共振的交点和缝隙，将是全球金融市场趋利避害、乱中求安的关键。
第一，全球贸易摩擦风险。
2018年全球贸易摩擦从冲动变为行动，而2019年其负面影响将加速兑现，上升为首要的“灰犀牛”风险。从贸易摩擦的走势来看，根据IMF预测数据，作为全球贸易摩擦的策源点，2019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同比扩大26.4%，年度增幅触及2000年后峰值，表明其贸易逆差正在加速恶化，有望继续支撑其贸易保护主义维持高位。
因此，全球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趋势正在加强，短期内难有明显舒缓。
第二，全球风险偏好逆转。
2018年1月，笔者的报告曾指出，风险偏好的盛极而衰将成为全球市场的真实威胁。这一论断在2月和10月的全球市场振荡中得到验证。
2019年，这一“灰犀牛”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增强，新一轮的“金融-经济”风险冲击链条已经形成，其威胁将贯穿全年。就金融市场而言，历经2018年的调整之后，全球风险偏好已处于敏感脆弱的非稳态，将成为风险冲击的触发器。
第三，新兴市场货币风险。
一方面，由于2019年美联储将大概率放缓加息节奏，美国经济增速亦将从高位下滑，因此美元指数预计将上行乏力。另一方面，在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背景下，“竞争性贬值”的阴影难以消散，叠加全球风险偏好的骤然逆转，可能导致国际资本的间歇式回流，部分基本面薄弱、过度依赖外债的新兴市场将面临较大风险隐患。
2019年新兴市场排名前十的危险货币依次为：越南盾、墨西哥比索、白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沙特里亚尔、土耳其里拉、印尼盾。
第四，美国政策异变风险。
其一，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走向。中期选举之后，遏制中国长期崛起、维护美国领先地位，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双方开启全面冷战的概率极小，但是进行可控的、常态化政策博弈的可能性较大。
其二，美联储缩表路径的选择。2019年年中，由于联邦基金利率将大概率升至3%附近，触及长期中性水平，美联储的政策组合有较大可能从“快加息+慢缩表”切换为“慢加息+快缩表”。如果这一政策调整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交叠，则可能导致长端流动性过度收紧，10年期美债上升速度超过市场承受能力，从而引发美股、高收益债券等风险资产定价的深度调整。
第五，欧洲一体化倒退风险。
2019年，随着经济复苏的疲弱，欧洲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性将再度凸显，区域一体化预计将遭遇“两点一线”的挑战。
风险点之一在于南欧隐患。
历经危机十年，南欧国家人均GDP增长落后于欧元区整体，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体系趋于脆弱，已成为欧洲“危机回潮”中的最弱一环。2019年，由于经济下行风险的扩大和结构性改革的阵痛，欧洲民粹政治势力有望迎来新一轮涨潮，并有较高概率在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形成反对区域一体化的统一阵线。如果这一情景发生，则将在短期内制约欧洲对南欧、英国两大风险点的应对，长期则将削弱欧洲复苏的核心动能。
第六，区域冲突失控风险。
较之于2018年、2019年朝鲜局势有望继续舒缓，但是中东乱局将面临“双层博弈嵌套”，冲突预计将趋于白热化。
第一层，是美国、欧盟、俄罗斯围绕大国地缘安全的博弈，焦点在于叙利亚局势。第二层，是沙特、伊朗、土耳其围绕地区领导权的博弈，焦点在于美国与沙特的双边关系。中东乱局的升级还将对全球经济金融形成三重冲击。
第一，作为博弈的核心工具，油价将加剧波动，呈现长期振荡态势。第二，中东难民问题将持续发酵，并与欧洲民粹势力崛起相互碰撞，成为欧洲社会分裂的加速器。第三，随着地区局势的动荡，沙特和土耳其的金融市场预计将受到频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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