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员往十几个月大的孩子嘴里挤芥末，将消毒水喷向孩子的眼睛，孩子被扎针、喂药、性侵……在手机屏幕前，无数双眼，目眦尽裂。情绪崩溃下的我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虐童事件频发不止？”
“他们怎么可以对孩子下如此毒手？”
1 存在即合理
如果我们可以走近部分幼师群体。
某起虐童案的主谋，我们嘴里罪不容诛的女子，她来自贵州的某个山村，16岁中专毕业后就嫁给了同村的男人，男人在工地上做，要随项目全国各地的跑，她便跟着丈夫去不同的城市，住地下室。为了生计她也必须干点活儿，女人别的不会做，只能做餐馆端洗盘子、幼儿园照看孩子一类的工作。餐馆毕竟劳累，还容易受人气。看到一则幼师招聘启示上写道：身体健康，踏实肯干，月薪3000块。身体较一般女人健壮，看起来老实朴素的她，面试很快通过了，简单的体检和培训过后，她成为了幼师群体中的一员，开始照看孩子。
在老家，她们都管小孩子叫小畜生，当小猪仔般的养。娃娃们哭了，她们就说：你再哭山里的豺狼虎豹就会来把你叼了去吃。孩子哭的更凶了，她们脱下孩子的裤子啪啪用藤条打，稚嫩的屁股肉上立马起了几条红杠杠。
很多我们眼中的教育，在她眼中是城里人的吃饱了闲的。带孩子，无非就是让孩子吃饱饭有地方睡，没有拉扯不大的孩子。当孩子哭了，她能想到的全部方法就是：恐吓与暴力。
有一天，她在园内带孩子的视频被公布到了网上，她被全国人民称作是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人，她害怕极了，她能想到的全部方法就是：在镜头前下跪与磕头。
她跪在地上使劲叩拜的一刻，是否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我们只看见她的眼中写满了恐惧，但似乎没有我们想看见的答案。
这并不是一份轻易的工作。
11月份除了两起虐童事件外，中间还穿插了一篇亲生父母倒的苦水文——《老娘我做错了什么，要陪熊孩子做作业》。而比起已经开始做家庭作业的熊孩子来说，幼儿园的熊孩子是100倍的麻烦，他们从来不好好吃饭，他们将粑粑拉的满裤裆都是，他们每天都在制造噪音……
而在幼儿园里，平均一个幼师需要照顾20-30个这样的熊孩子。
他们不会再有精力去思考，我应该如何与孩子沟通，孩子才可以在幼年时期拥有更强安全感，孩子长大后在遇事时才会表现的更加坚强自信……他们只希望孩子在当下！此刻！立即！马上！闭嘴！于是，更重的言语肢体暴力、更羞耻的惩戒方式、安眠药……
你说，毕竟这是群可爱的天使。
绑架犯手里有一把枪，指着被绑架孩子的命，而背后又被另一把枪指着，随时可能被捕丧命，他们从事着以命换命的高危工作。绑架犯没有时间欣赏眼前可爱的天使，眼前的孩子不过是生钱的工具。我们无法原谅绑架犯，但我们不会质疑他们的恶毒行为，因为他们根本不爱孩子。
但是，幼儿园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根本不爱孩子。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因为喜爱孩子才选择的这份工作。他们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工作了，只有这份工作的门槛低，他们可以拿之勉强维系生活。如果我们不称呼他们为幼儿老师，而称呼作服务员、清洁员……他们也同样没大所谓，反正都是3000块钱的工作。眼前的孩子不过是工作的内容，生钱的工具。
幼师的背后也被一把枪指着，这把枪叫做生活。
对生活的强烈不满之下，人性的黑暗面试探着浮出水面。
2:
真的无法再有转机？
我们似陷入了一场困境。
在红黄蓝事件中，我们发现钱已无法买到安全感。而夫妻二人留一人全职在家带娃，似乎不适合当下的国情。一次次事件让我们对监管力度丧失了信心，我们发现罪恶总是有缝可钻。
我们开始陷入无尽的想象。
也许马上会有一家公司。开始采用重金聘请高素质幼师群体，这些幼师清一色本科以上学历，从小生长环境健康，性格健全，富有爱心，而且他们每个人只需负责2～3个孩子。
但是抬升的成本毕竟只能惠及少数家庭。即便这样，如果整个行业一如既往，一家公司只能如海上孤岛，一旦这一家公司倒闭了，员工将别无他选，一家公司树立的标准无法在整个市场中流动，将又成死海。
除非幼儿园整个行业根基被撼动，幼师市场整体提升，起码要有一批这样的先行企业在行业内形成规模，人才正常流动，现状才能从根本上开始有改变。
也许马上会有一个APP软件。在我们成年人的个人成长与教育方面，互联网已经发力帮助优化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在线平台约到合适经验的导师，助力我们个人的职场与生活。
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上，甚至在我们的身边，确实有人有能力将孩子带的更好，自己的孩子就是成功案例。这些人有些已经退休了，有些刚30多岁事业辉煌。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拼凑一些资源，来开启孩子的学前教育吗？我们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支付相应的金额。
我们看到知识付费这一全新市场，当需求足够多，价值足够大时，很多新的岗位被打开，很多原本只能在传统职场发光发热的人，愿意认真考虑将“经验传导”变为自己全新的全职主业。互联网的背后，资源与金钱价值良性流转。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会否也将诞生类似市场？但监管力度、安全隐患、结果衡量，又都是问题。
这个11月，每一块屏幕背后，无数的人陷入了无尽的想象，他们来自各个岗位与阶层：有资本家，有企业家，有产品经理，有媒体记者，有服务中介的资深从业者，有咨询顾问，有警察，有律师……不同的人，都基于自身背景在思考：幼儿园虐童事件，是否真的再无转机？
也许目前仍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但我相信所有的思考都会产生能量，推动着事情的解决。
只是，还需要时间。
3:
在等待的时间，我们依旧可以做些事情
在虐童新闻发生的同时，关于未成年女孩被性侵的国产电影《嘉年华》上映了。《嘉年华》的导演文晏说：真正的罪犯，可能是整个社会中，大家的缺失。
如果真的有一个实验，让孩子熟悉的幼儿园老师，对小孩子假性施以肢体侵犯，如果取样中国和美国的小孩各50名，将能直接言语或者肢体反抗表示拒绝的孩子数算出一个比例，我相信中国的比例一定不会是高的。
而我们国内也对曾受到过侵犯的孩童做过很多匿名采访，孩子们是这样亲口描述的：他们的行为，我心里十分厌恶，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不说出来，是怕给家人增加负担。
坐观大人自己的世界，有数据表明，公交“性骚扰”，八成国人选择沉默。即使只是工作中的不满，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依旧是沉默不说，不愿意当面把态度表明清楚。我们和孩子在某些领域，或许缺失了相同的一块，我们和孩子需要共同去进步，学会如何更勇敢的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而当所有人将虐童案的矛头对准了幼儿教师和监管机构时，我们是否还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并不能100%相信家长？在他们还是如此手无缚鸡，没有健全思考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坦诚所有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给家长？
也许他们言语稚嫩，不能说出虐童、性侵这样的字眼，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在晚上睡前告诉父母，我今天很难过，因为老师重重的扔了我的玩具，我觉得玩具很疼，我也跟着很疼。老师罚我脱了裤子站在厕所门口，我脸上发烧，觉得特别的不好受……
孩子与自己之间隔着的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起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