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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封锁》读书笔记:一场真正的艳遇

  张爱玲《封锁》读书笔记一

  张爱玲之善用比喻和拟物拟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说中已经见识过了。譬如这篇《封锁》,将电车轨喻作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觉让人发疯,然而开电车的人却“不发疯”。又说,“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无法想出这样夸张却又无比贴切的句子。

  小说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写世态的,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耐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薰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的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

  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脑袋。

  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

  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吴宗桢的姨侄(吴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

  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

  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所以这次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诸如此类的艳遇,并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

  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看《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觉得昆德拉是残酷的,因为他给浪漫的诗人小伙雅罗米尔,安排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红发姑娘作为他的性伴侣。现在看《封锁》,觉得张爱玲更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转眼间就将它象肥皂泡一样捅破,空留给人一个尴尬的念想。

  张爱玲《封锁》读书笔记二

  整个故事大可以概括成邂逅—一见钟情—爱情破灭的过程,但其中的一见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单方面的,也许仅仅是吴翠远的一相情愿。吴翠远作为女主人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头发是和别人一样的千篇一律的样式,就连她的美也是一种摸棱两可的、淡淡的美;“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生”,毕业后,留校做了英文助教,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她必然地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也就压抑了心中的一切欲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她从心底里渴求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因而才会发生在“封锁”状态下的一场短暂的“爱情”。

  爱情,翠远的梦想,发生在封锁时的电车上,也结束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在那个小小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她慢慢地接受了吕宗桢的搭讪,慢慢地在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希望这个男人给她平静的生活带来一丝不平静,经历了由排斥—矜持—接纳—爱恋的心理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体会到了短暂的快乐,却始终避免不了最后的以悲剧收场。

  可以说,问题的症结集中在翠远是一个读过书、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她有思想、有理想。而吕宗桢家中的那位太太,在他说来只是年轻时因为美貌而娶了她,而现在,她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低俗之人,根本不值得去爱。但问题是,翠远的理想、思想仅仅停留在课本之上,外面的世界和她眼中的世界有很大的区别,她理所当然的认为外面的世界,包括爱情是很精彩的。

  当她在封锁时的电车上面对一个陌生男人的搭讪时,她同时也面对着一次对自我的挑战、对以往所受教育的挑战、对伦理道德的挑战,而她内心的叛逆精神使她接受了这次挑战,也使自己陷入一场爱情幻想中。

  于是在电车上发生了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仅仅是陌生人的男人和女人,竟像恋人一般互相给以炽热的眼神、甜蜜的话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时,吕宗桢从没想过,这将会如何伤害到一个纯情的女孩子。

  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不纯的,到后来,也许他也产生了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但这终究是被“囚禁”的人性的一种正常的反抗,对现实的毫无力气的挣扎,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封锁”状态下的,封锁解除后,他们各自又必定回到以往 看似被“封锁”的环境中。

  吴翠远作为一个女性、一个知识女性,在小说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她只是被动的接受了吕宗桢的搭讪,在被动的状态下爱上了一个人,最后又被动地被吕宗桢所遗忘,被动地回到现实生活中,从这一点来说,她是可悲的。而这脱离了现实的爱情在面对活生生的世界时,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微不足道,这又是可悲的。只是,假如我们也处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空间环境,想必这样可悲的故事也会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

  有人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在《封锁》中,我们确实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这悲剧,不仅发生在吴翠远身上,也发生在吕宗桢身上,这是作者把更多的关注给了吴翠远,使她“弱者”的形象跃然眼前。

  从一开始,吕宗桢就决定把吴翠远当作自己躲避董培芝的盾牌,这突如其来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受伤的只是吴翠远,而游戏的发起者吕宗桢,或许只是感到了世事的无奈,至于他有没有受伤,这是很难说的。

  在张爱玲笔下的吴翠远,就这样站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丝被隐藏的地方。她面对这天上掉下来的爱情,完全昏了头脑,到最后,可以说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她可以不管吕宗桢是否已经有了太太,可以不管吕宗桢是不是有钱,什么都可以不管,只是想着要恋爱,要体会爱情的滋味,渴望着这份爱可以有一个结果。在潜意识里,她不想再重新回到原先生活的那个世界。

  只是这一切注定是幻想,因为她没有考虑到这场“爱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在这种状态下,一切看似美好的 《封锁》东西注定只能是悲剧。封锁开放后,电车还是要继续前行,吕宗桢又遥遥坐他原先的位子上。

  这时,吴翠远“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她自己的梦而已,她这是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多么无奈的收场,又是多么含有嘲讽以为的悲剧。

  归结起来,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吴翠远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也就是腐朽的没落文化,它不仅禁锢了当时人们的心灵,更深层次上又禁锢了人性,吴翠远和吕宗桢便是代表,在现实中,他们没有敢爱敢恨的勇气,也只有在封锁时,一切才又显露出其本来的面目,他们之间然地产生了爱情,真诚、别无他累。

  但封锁解除后,他们又恢复了生活的常态,就像小说结尾的那只乌壳虫一样,在“巢”里不甘心的生活着,有欲望却必须压抑,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都是变了形的;在没落文化长期浸染下的产物,想挣扎也没有勇气挣扎,完全如行尸走肉般活着,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悲剧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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