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的写作背景
小说以1873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镇的生活为背景，借助一个还魂人间的年轻黑人女子和一位饱受心理煎熬的黑人母亲，展示了奴隶制留给美国黑人巨大的精神危机。那一年距离林肯总统发表废除奴隶制声明已经9年，距离故事中的弑婴事件已经过去18年。 黑奴制度直接来源于黑奴贸易，而黑奴贸易的为对她的惧怕离家出走了，婆婆也在之后不久就去兴盛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1661年，以弗吉尼亚殖民地为首，从法律上确定黑人为终身奴隶，从而开始了长达200余年的黑奴制度。黑奴制度在当时对美国早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大作用，也对非洲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奴隶贸易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的贸易规模较小，对象也不只局限于黑人，也有白人被卖给黑人为奴的现象。
近代的黑奴贸易真正开始于新航路开辟以后。1441年，由安陶·贡萨尔维斯和努诺·特里斯陶率领的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布朗角附近沿海劫掠了名非洲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售，是为黑奴贸易的开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为西班牙建立了美洲殖民地。为了夺取当地的黄金，西班牙对土著印第安人采取了灭绝性的屠杀，加上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传染病，导致印第安人口急剧下降。并且，长期从事打猎活动的印第安人不适应繁重的田间劳动。于是，西班牙人决定向美洲运进黑奴以补充劳动力，发展种植园经济。1501年，第一批黑奴从葡萄牙运进美洲，这是美洲实行黑奴制度的开端。1519年，第一批从非洲到来的黑奴被西班牙运到美洲，开始了美洲和非洲间直接的黑奴贸易。截至1540年，西班牙向美洲殖民地输人的黑奴已到达一万人左右。黑奴贸易和黑奴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对自由劳动力的需要。
《宠儿》中主要刻画了三个黑人妇女的形象经历各种磨难的女主人公赛丝塞丝的婆婆，靠儿子赎身获得自由的老黑奴贝比·萨格斯赛丝的小女儿，性格孤僻古怪的丹芙。黑奴制度时代，黑人妇女深受两重压迫——种族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她们是“奴隶中的奴隶” 。
《宠儿》作品赏析
《宠儿》是一部主题思想丰富的小说。一些学者有的分析作品中爱与自我的主题，有的探讨黑人的道德心理问题， 有的研究黑人的家园与群体问题， 有的分析宗教主题，有的关注黑人的主体性与身份建构问题，有的探讨音乐与记忆的主题。《宠儿》的多重主题，体现了该作品的经典魅力。有不少论者从历史与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蓄奴制和种族歧视对美国黑人的身心伤害，揭示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惯常表现的政治敏感性。胡全生指出，蓄奴制是“黑暗的制造者”，美国内战结束之后“黑奴制意识并未烟消云散，它依然在啮噬黑人的心灵，影响黑人的思维与认识”。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即种族记忆所困”，他们都生活在过去的经验之中而难以自拔。董俊峰认为，小说借助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六千万在奴隶贸易中死于非命的黑人的冤屈与愤怒”，塞丝的杀婴记忆就是“黑人群族苦难历史的记忆”。张怀久指出，该小说是一部为黑奴解放疾呼的力作，它“把种族压迫的主题从背景推向前景”，真实地再现了蓄奴制文化，有力地质疑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王湘云认为，该作品揭露了“奴隶制在黑人解放后依旧对黑人心理产生浓厚的阴影”， “表现了黑人二次解放的必要性”。王玉括认为《宠儿》是一部表现身体政治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利用自己受到奴隶制摧残、毁损的身体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在另一篇论文中，王玉括通过《宠儿》与《黑人之书》中的暴力事件的对比分析指出，《宠儿》改写了“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历史，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认为该书“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成果与文本实践”。易立君认为，《宠儿》深刻地表现了黑人奴隶的伦理诉求，小说中的黑人男女“被剥夺最基本的为人父母和子女的伦理身份;不能组建具有正常伦理属性的家庭”。杀婴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宠儿》是对这一传统母题的继承与重构。有不少论者对该作品中杀婴情节的文化历史内涵及艺术审美价值情有独钟。
晓云指出，莫里森采用后现代派写作手法处理了小说中的杀婴事件，认为杀婴行为“既是蓄奴制下黑人对白人的反抗，又是黑奴深厚母爱的表达方式”，被杀女儿的阴魂“既是贩奴过程中屈死的六千万黑奴冤魂的化身，也是整个黑人苦难历史的缩影”。吴秀芳指出，《宠儿》不是简单地陈述一个母亲杀婴的故事，莫里森“采用了借用故事、延续传统和故事重构等艺术创作手法，使一个平凡的母亲杀婴的故事更具有特色性、典型性和社会性”。应伟伟分析了《宠儿》与《美狄亚》的互文性，指出“真正的杀婴者不是古希腊父权社会和美国南部的奴隶制，而是两位悲剧女性身上不断成长的女性主体意识”。莫里森被誉为“黑人民间文化的继承者”，她的小说富含神话寓言、民俗仪式、民间传说、民间信仰、黑人音乐等黑人传统文化的因素。国内学界对《宠儿》中的黑人文化主题也有较多的论述和分析。王腊宝、毛卫强从“美国黑人个体行为”、“美国黑人族群构成特征”及“美国黑人历史观”等方面探讨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民族文化重建观。指出，黑人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黑人民族文化重建的基点，认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重建和发展“要求美国黑人民族正视自己民族的过去”。桂宏军从鬼魂、群体、口述、语言等方面探讨了《宠儿》所蕴含的美国黑人文化，说明该作品是一部如作家本人所说的“不能更改的、无可辩驳的”黑人文学作品。曾梅认为，《宠儿》蕴含了非洲的祖先崇拜和信仰，文本从多个层面凸现非洲宇宙观与美国文化的联系。胡笑瑛指出，《宠儿》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歌唱形式、召唤模式等四个面展现了非洲文化的特色。研讨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是莫里森小说主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宠儿》虽然不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但小说也触及了族裔语境下黑人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并探讨了黑人女性的身份寻求与自我解放问题。有些论者尝试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解读该小说的主题，揭示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杜维平认为，小说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了处在边缘的美国黑人女性在白人和男人双重压迫下的痛苦挣扎和艰难的自我追寻历程”，小说中的黑人女性用自己的身体书写了自己的故事，改变了“她们在历史上作为隐形人和失声集团的地位”。屈婉玲分析了女主人公瑟丝与其他女性包括她的母亲、女儿的母女关系，探讨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认为“要争取真正意义上的生存，黑人女性必须首先结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马应心认为，莫里森在《宠儿》中探讨了女性与自然的命运，展示了一种生态女权主义的精神动意。
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即使它会带来屈辱的回忆。非洲黑人在北美的生存过程中充满了血与泪，但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为这片新的土地带来生机和发展。可以说，是黑人创造了美国早期的历史。当代美国黑人应该记住这一点，勇敢地面对这段历史，并为他们的祖先感到骄傲。2008年，非裔美国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2009年6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黑奴制度向非裔美国人正式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