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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府演义·杨六郎》人物形象与性格特点分析

  杨六郎是唯一贯穿全书主要部分的人物。他的一生始终信守忠君报国的信条,临死之前,还嘱咐其子宗保:“倘圣上命汝征讨,须当仔细,务宜忠勤王事,不可失坠我杨门之威望也。”他要杨门后代“忠勇传家”,绵绵不绝。面对奸臣专权误国,妒贤嫉能,陷害忠良,面对权奸不断迫害,他也为“圣上”的“昏昧不明”而苦闷、怨愤,痛恨奸佞误国,但始终未能越过儒家“君臣大义”的雷池一步。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树立了“忠臣良将”的样板:文臣中以寇准、包拯为代表,武将则以杨六郎为代表。小说着力塑造杨六郎这个形象,反映了作者对明代中叶以后朝政腐败、外患不断的忧患意识,要求明君整顿朝纲、消除边患的政治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保境安民”的愿望。

  杨业生七子,在宋太宗时的抗辽战争中,四郎降辽,五郎在混战中逃至五台山出家,七郎被奸臣潘仁美射七十二箭而死,其余殉国,唯有六郎护驾而回。所以,杨六郎成了杨家府“忠勇传家”的唯一宗支。

  “忠义全家为国谋”,杨六郎所维护的是杨家府“忠义勇将”“摅忠报国”的传统。为了维护这个传统,尽管他屡遭奸臣陷害,两次被发配充军,甚至险遭杀害,他也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其父杨业被潘仁美害死,他的部将愤而“落草”,五郎要率五百僧兵“杀到仁美营中,将老贼碎尸万段”,他却说:“仁美圣上所敕命者,如此杀他,是反朝廷矣!”在这场忠奸斗争中,六郎反以“不合私离军伍,充徒郑州一年”。他明知仁美因其女潘妃之故,太宗“定行宽宥”,自己的“冤仇难伸”,但也只能“放声大哭”、“欲撞死午门”而已,根本不敢表示丝毫的反抗。待辽兵进犯晋阳,他徒限刚满,即主动奔赴前线,带八娘、九妹赴晋阳破敌。退辽之后,宋真宗任命他为高州节度使,但他说:“欲授臣职,但佳山寨巡检可也。……臣为巡检,却有三事:一者,臣本徒流,私到边廷,略立微功,遂授节使之职,是开倖进之端而启人越分侵职也。二者,佳山寨与幽州相近,臣欲俟便直捣贼穴,收其地土,以绝万世边患。三者,闻彼地有几个草寇甚有勇力,臣欲擒之,使其弃邪归正,以除民之害也。”杨六郎这段话,集中说明了他的“忠君报国”思想的核心:甘愿任佳山寨这一“卑陋之官”,是为了消除边患,使“草寇”弃邪归正,做出整肃朝纲的榜样,堵住“倖进”与“越分侵职”之风,维护封建统治。六郎的这段表白,还得到真宗“忧国忧民,真社稷臣也”的赞语。焦赞杀死了陷害杨家府的谢金吾,六郎也斥之为“狂徒败我家门”。直到奸臣诬陷他充军汝州后“盗卖官酒”,真宗命人到汝州“取六郎首级”,朝臣要设计救他性命,他竟说:“小将赤心报国,惟天可表。今本无此事,君王听信谗言,下命赐死,吾岂敢辞?当砍我首级,回报朝廷便了!”只是朝中忠臣找到了替死鬼,他才得以躲藏在家。杨六郎就是这样一个“愚忠”的典型。他对皇帝一片“赤心”,皇帝和奸臣屡屡迫害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剧。

  杨六郎的部将几乎都是“草寇”出身或中途受迫害而上山造反的,但这不能说明他也有叛逆的思想。朝中奸臣多次谎报“杨家父子反了”,那是有意陷害。他在擒获孟良时,骂孟良落草是“弃义灭理,甘心为贼”。当他的部将岳胜、孟良等痛恨奸臣误国、不堪迫害而反上太行山“称王称帝”时,他斥责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只无我一人,汝等尽皆乱做。”岳胜劝他占据太行山自称天子,他正色道:“我家世代忠贞,美名万祀……今据此不过为一草寇,其如后世唾骂何!”因此,他收取“草头王”作为部将,乃是一举两得:既平定了“内寇”,又利用草泽异材消除边患。

  杨六郎屡遭陷害,他也明知“圣上昏昧不明”,所以也有苦闷和怨愤,也想“远害全身”。比如他被发配汝州不久,宋真宗命人将他处死,经朝臣营救,骗过真宗,使他隐匿家中。后来真宗在魏府被辽军包围,真宗又出赦书命他“救驾”时,他与令婆佘太君有这样一段对话:“六郎谓令婆曰:‘朝廷养我,譬如一马,出则乘我,以舒跋涉之劳;及至暇日,宰充庖厨。儿欲拜别母亲云游天下,付理乱于不闻也。’令婆曰:‘虽朝廷寡恩……汝今如此,非独负八王,乃祖乃宗令闻家声被汝堕尽矣。汝若不去,气杀我也!’六郎是个行孝的人,见母吃恼,遂安慰令婆,拜别前往三关去寻旧日部众。”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薰陶,终于使杨六郎成为封建王朝“忠臣良将”的楷模。六郎攻破幽州、平定北辽之时,“四海宁静”之日,他的部队就被宋真宗遣散,诸将风流云散。岳胜等不愿离开他,他也只能感叹:“此君命所在,离别之情有难言也。”不久,胡延赞、孟良、焦赞相继惨死,六郎对此哀伤至极:“今兵革稍息,正好安享爵禄,而俱不幸而亡,哀哉!”他万念俱灰,“自是不出门庭,亦无心于理任矣。”

  杨家将抗击外敌,集中体现了群众要求“保境安民”的愿望。在杨六郎漫长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不畏艰险,出生入死,不顾身家性命,是杨家将的杰出代表。他忍受奸臣的陷害,为了国家的利益,万死不辞;他曾被辽军困于山谷中数日,屡遭挫折,百折不挠;他坚守佳山寨,树起“杨家令字旗号”,智勇双全,击退辽国的一次次进犯;他一救太宗,二救真宗,又救出十朝臣、寇准等。正如柴王所说:“杨郡马忠贞良弼,捍边功绩,国朝第一。”这种昂扬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正是杨六郎这个形象的生命力之所在。

  还应指出,杨六郎的悲剧性格,还有其认识价值。他的遭遇、他的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悲剧性格,是植根于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生活的土壤的。处在这样的时代,作者呼唤能抗击外敌、与卖国奸臣作斗争的忠臣良将,于是借北宋的杨家府英雄传奇故事来表达这种愿望。杨六郎坎坷的一生,正是明代政治黑暗,朝政腐败的反映。正因为此,作者写杨六郎临死时嘱咐宗保,希望杨门子孙“务宜忠勤王事,不可失坠我杨门之威望”,终于未能继续下去。尽管后来有杨宗保征侬王,十二寡妇西征等,但到了杨文广,就公然违抗君命,“三朝不出”(仁宗、英宗、神宗朝)。到了文广之子怀玉,更是私自杀了奸相张茂,带领全家“直上太行山上”,敢于呼喊出“若以理论,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作者安排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局,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杨六郎这个形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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