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的写作背景
《鹿鼎记》这部小说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9月连载在金庸主办的《明报》上，连载时间长达两年零十一个月。
《鹿鼎记》是金庸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小说名字中有“鹿”和“鼎”二字，“鹿”是“逐鹿中原”的“鹿”，“鼎”是“问鼎”的“鼎”，因此，从名字上看，《鹿鼎记》就和政治、权力斗争是紧密相连的。可见，金庸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深深地关心着政治。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鹿鼎记》书后又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他说道：“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鹿鼎记》的作品赏析
《鹿鼎记》小说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小说写的是主人公韦小宝在清朝康熙年间的种种奇遇。韦小宝除了和天地会、神龙教、王屋派等江湖团体有交往之外，还和康熙年间的各种大事都有交集，有的还甚至是参与者。他也与康熙年间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康熙帝、鳌拜、索额图、吴三桂、陈圆圆等打过交道，甚至诸如顺治帝、李自成等有着生死之谜的人物有交集。韦小宝从进入清朝官场，摸爬滚打数年，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官场哲学。他市井无赖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有的时候处理事情完全靠自己耍无赖达成，其中也暗合了官场的生存之道，有的情况下是会给严肃的官场带来一种新鲜的感觉。纵观整部《鹿鼎记》，尤其是韦小宝与多隆、索额图、康亲王、施琅等人的交往过程确实有种“官场现形记”的味道。
《鹿鼎记》很类似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它一反以往的武侠小说的传统面貌，以前的武侠小说无论怎么写，写人性善也好，写人性恶也好，里面总有一些功夫超群卓绝的大侠;而《鹿鼎记》的主人公非常奇怪，写的是一个几乎不会半点武功的小孩，直到小说的结尾，他也不过长成一个“半大人”而已，刚刚长到青年时代，这个人物就是韦小宝。韦小宝这个名字也是随便取的，他到底是否姓韦，其实读者也并不知道。
《鹿鼎记》中韦小宝这一反侠形象，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特点，倾注着金庸对中国国民性批判;康熙的形象作为韦小宝形象的补充，概括了中国文化中的另外一面。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认为，《鹿鼎记》在思想深度上，也许还赶不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但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篇幅广大，在广度上是有过之的。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中国20世纪仅次于阿Q的最光辉的文学形象，他的价值是可以跟阿Q相比的。韦小宝这个形象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金庸又一次把历史与艺术衔接起来。他写到中国历史上几个真实的大学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这几个人居然要拥戴韦小宝做皇帝。这个情节可以跟《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要策反乾隆一比。红花会之所以策反乾隆，是因为他们认为乾隆是汉人，汉族人不能做他们的皇帝，乾隆应该为汉人效劳，和汉人团结在一起，推翻满清统治。《鹿鼎记》与这部书有异曲同工之妙。顾炎武这些人之所以拥戴韦小宝做皇帝，也是因为他们觉得韦小宝是个汉人(他们连韦小宝是不是汉人还没有搞清楚)，他们觉得只要是汉人，就比满人统治得好。《鹿鼎记》中，韦小宝和康熙相比，谁做皇帝更好，这是明摆着的。金庸在这里狠狠地讽刺了中国汉族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此有学问，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做出这样的决定，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来。这个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其本质是真实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一大群知识分子拥戴一个流氓人物做皇帝。《鹿鼎记》借韦小宝的言行淡化了传统武侠小说对民族问题的界定，完善与发展了中华传统的“民族大同”观念。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是集大成的。第一，非常现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即使在康乾盛世仍然是一片昏暗。历史学家所说的太平盛世，在鲁迅先生看来，不过是“做稳了奴隶”而已。金庸就用他的《鹿鼎记》写出了一个太平盛世，太平盛世仍然是一片昏暗，官场腐败，一样的到处杀人，到处充满了不公正、不公平。
第二，这部小说另一方面又是很浪漫的。主人公韦小宝走遍大江南北，从扬州妓院走到北京，走到神龙岛，走到云南，走到吴三桂那里，甚至还走到了俄罗斯，策动了俄罗斯历史上一场重大的政变，还参加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韦小宝影响了中国的历史，韦小宝居然成了民族英雄。而且根据韦小宝的性格，《尼布楚条约》和雅克萨之战只有他这样的人能够取得成功。当时非常蛮横无理的俄罗斯强盗只有韦小宝这种同样蛮横无理的人才能够对付，用无赖的手法对付无赖，这也是很辩证的。这部小说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而且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