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产生的背景
红楼文化
作者当时身处的社会，或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谓的“第二自然”。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要了解作者和世界的关系，主要是要探讨作者如何根据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和规律，即所谓的文学创作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本文不予全面讨论，只准备把焦点集中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上面。
巧的是，这也是各派红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老问题。索隐派认为是排满，考证派认为是写家事，马列派认为是反封建，另外还有爱情说、解脱说等等说法。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真正创作动机，由于文献缺乏，史不足徵，无论今日之红学家如何舌灿莲花，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戏论!
要比较妥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有两个方法，一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反观作者所可能有的创作动机，一是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做比较研究，看看这些作品所共同反映的总主题或主旋律是什么。
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反映在小说创作的方面，就是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色情小说，而且能够大行其道。色情小说的大量刊行，固然有书贾牟利的因素，但主要是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即扯破所谓伪善的道德面纱，还人以人的本来面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实际上是一股颠覆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力量，只能出现在社会规范力量不强的时代，而明末清初正是其时也。可惜的是，这股个性解放的潮流维持不了多久。随着满清政权站稳脚跟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上了清廷的议程，而康熙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向程朱理学借兵。
程朱理学诞生于宋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是新兴思潮，也不失为一股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可是，当程朱理学在后来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开始变质了。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否则也不会轻易地被阳明心学取而代之。换言之，清廷以程朱理学作为御定的官方哲学，其实并不具备指导社会发展的资格，除了作为强势政权装饰门面的点缀之外，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正是这股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力量成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就是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在这两股势力的夹攻下，当时文人的精神苦闷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对个性解放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苦读经书，勤练八股，以求能够一举成名天下闻，而考科举的主要动机就是混口饭吃。可以说，这是当时社会中所有男性读书人的共同心态。相反的，无缘赴考，也无需担当太多社会责任的女性可就萧洒多了。她们不用读经书，不必练八股，可以读西厢、读老庄，也能按自己的兴趣填词作诗，一切都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去学。也就是说，当时的男性文人是为了生活而读书，女性却可以为读书而读书。
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红楼梦》作者塑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理想世界“大观园”，借主人公贾宝玉的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并刻意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阴气十足的男性，使人读来无不产生“崇女贬男”的感受，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拿《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同时代作品做一下比较研究。从蒲留仙塑造的众多聪慧的鬼女、狐女、妓女形象，吴敬梓塑造的沈琼枝形象，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文人心灵世界中“崇女贬男”的倾向是何其的鲜明。即使是被视为替封建卫道士涂脂抹粉的《野叟曝言》，其中除了主人翁文素臣之外，其他有所作为的人物都是女性形象，如璇姑之善算、素娥之识医、湘灵之能诗、难儿之知兵等等。
职是之故，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动机，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特殊艺术手段，来反映当时男性文人的精神苦闷状况。这可能就是《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
笔者料定一些“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当今学者，肯定会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作者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礼教精神，作品主题是为封建主义敲响丧钟之类的陈词滥调来质疑我的这项观察。对此，笔者的答复是，现实主义是《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红楼梦》也确实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问题在于作者当时有没有今人所主观臆测的“高度政治觉悟”，能够自觉地利用小说这个文学形式来反封建、反礼教?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巴尔札克。巴尔札克除了创作《人间喜剧》以外，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我们可以说巴尔札克是自觉地反封建，并充分地把自己的理论应用在小说创作上，因为这是有文献佐证的。可是，我们却不能说《红楼梦》的作者也有这样的高度自觉，因为没有文献证明他或他们(即使我们认定曹雪芹和高鹗是作者)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我们充其量只能说，《红楼梦》作者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在客观上具有反封建和反礼教特征的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