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林寺庙产碑》和曹寅的《尊胜院碑记》
红楼文化
我在《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一文中，曾以《香林寺庙产碑》为例说明曹寅与佛家的关系[1]，但只提及一笔，语焉不详，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另作专题的探讨。此外，安徽来安县文化馆又发现了曹寅的《尊胜院碑记》，颇有参考价值，正好一并介绍。一、《香林寺庙产碑》初探
香林寺在今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大殿的方位坐东朝西。《庙产碑》原砌于厢房壁间，一九七五年倾倒于地，南京博物院的王少华同志发现后即移归博物院收藏。碑高七十九厘米，宽七十一厘米半。碑文共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或二十字不等，字迹略有残缺，兹抄录校点如下(原式见图临-).
钦命江南通省盐法分巡江宁兼管水利道陞贵州按察使司加十级记录十次方、宪准：今香林寺现住持僧赎回前僧典卖各处寺产、严禁嗣后毋再私相典卖碑。
-香林寺奉
前织造部堂曹大人买施：秣陵关田二百七十余亩，和州田地一百五十余亩。
檀越李公天士布施：江宁镇田地二百一十亩，六合县田地九十余亩。
本寺自置：全椒县田地五十五亩零。
以上共计香火田七百七十余亩。
乾隆五十四年，前僧当江宁镇田四十八亩零于傅怀道名下，当价二百八十两。五十五年，前僧卖秣陵关田四十三亩零于常明发名下，卖价三百二十两。五十六年，前僧当江宁镇田地二十四亩于陈文口名下，当价一百五十两。五十八年，前僧当江宁镇田地六亩零于徐天位名下，当价三十八两。
嘉庆元年，现住持僧法慧查明寺田原额及典卖亩数，禀口巡宪方，堂断：赎田归寺，以符原额。并发给印簿二口，一行江邑立案，一贮本寺备查。再有典卖者，即于口买盗卖之咎。达禅遵示勒石。
嘉庆三年九月吉旦立。
开头六十三字是此碑的题目，因为太长，南京博物院收藏登记时改称为《香林寺禁止私相典卖田亩碑石》，简称为《香林寺庙产碑》。立碑的年代是清仁宗嘉庆三年(一七九八)，查《道光上元县志》卷九，当时任江南盐法道的官员姓方名昂(《同治上江两县志》列入名宦传)。
此碑的历史价值在于记载了香林寺最大的施主是“前织造部堂曹大人”，用尊称而不指其名，而第二个施主李天士就直呼其名，这是身份地位大不相同的缘故。据道光时甘熙《白下琐言》卷四记载，李天士是南京板巷人，乾隆二十四年时是“生员”(秀才)，没有功名，当然比不上前代江宁织造府的曹家。另外还有一点不同，李家是“布施”，是用现有的田产施舍的;而曹家是“买施”，是花费巨资，派人到秣陵关与和州两地去买了庄田再布施的。秣陵关属江宁县，距南京城六十四里，在那边买了二百七十余亩，和州(今安徽和县)在长江北岸，距南京城一百四十八里，在那边买了一百五十余亩，共计“买施”四百二十余亩。这说明了曹家的豪富阔绰和有权有势。
然而，这个挥金如土的“曹大人”究竟是谁呢?考曹家在南京任江宁织造前后六十年，祖孙三代中有曹玺、曹寅、曹颙和曹頫四人。我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从几个旁证中了解到，作为香林寺施主的“曹大人”，应是康熙南巡时“接驾有功”的曹寅。理由是：香林寺创建于明代，原名兴善寺，属江宁府上元县，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时曾游此地，并亲笔题额，改名为香林寺。据《乾隆上元县志》卷十二《祠祀志·寺观》记载：
香林寺在太平门内，明时建，国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南巡改今名，方丈内赐御书“觉路”二字匾额。
又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八《名迹志》记载：
香林寺：明曰“兴善”，圣祖改赐今额。
经查考，玄烨于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日抵上元，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住在曹家，而且还接见了曹寅的母亲孙氏(即玄烨幼时的奶妈)，在祭奠明孝陵时，又题“治隆唐宋”四字交与曹寅制匾勒石[2]。曹寅是玄烨的亲信，每次接驾都是主持者和陪同者。他联络南京城内著名的佛寺，也都跟康熙南巡有关。例如他作《重葺鸡鸣寺浮图碑记》，是因为康熙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时玄烨曾题“鸡鸣古迹”四字(见《楝亭集·楝亭文钞》)。他请画家陈凯绘制佛像送给古林寺，也跟康熙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时玄烨曾题“古林律院”的事有关[3]。——由此可见，康熙三十八年玄烨到香林寺，“买施”四百二十余亩田地的“曹大人”应是曹寅。
二、《尊胜院碑记》考释
尊胜禅院又名吉祥庵，俗称大安寺，在今安徽省来安县舜山公社大安大队。一九七八年春，来安县文化馆在该寺遗址上发现了曹寅撰文的一块碑刻，碑额篆书“普门示现”四字。碑文共十六行，每行四十或三十字不等，第一行是题目“尊胜院碑记”，第十五行有曹寅的署名，并有篆刻印章二方，一为阳文“荔轩”二字(曹寅别号)，一为阴文“曹寅私章”四字(原式见图版二)。兹将碑记抄录校点如下[4]：
尊胜禅院去来邑之北二十五里，踞舜歌山之麓，创自元至正间。后因吉祥寺僧驻锡，故又以吉祥名院，犹天竺永宁之有上下内外也。数百年来所历兴废，自难概述。迨明天启初，灵谷超然师来主焚修，魏国徐公手为缘引，得一理葺。继闻古吴善士处造观音大士梅檀圣像初成，四众争奉，师亦怀香奔往，预众参请，纷议未决。至鸣公得阄，方果所愿。于奠安后，岁即大丰，士民愈增焚顶，地涌甘泉，饮可愈疾。殿后石壁微裂，又现紫竹数茎，灵异感通，殆无虚日。自是人远事异，日就倾圮，一切建置，多委荒烟茂草矣!
丁未年，阖邑士庶寝食忧之。访闻次哲法师者，戒品森严，法眼明彻;远承贤首正脉，近蹑普德芳踪;勇于舍己，擅荷重任。率众往请，得蒙飞锡。法筵龙象，雾涌云集;堂阎香灯，永辉不夜;拓摭前基，大竖法幢;台殿两庑，掘石成构。一切规模，几如大刹。况彼甘泉涸而再溢，阶前两桂，枯后重花，若非志惬天人，善根浓厚，讵意臻此!师于癸酉西归，复得上足，以公伟孙适南。一整未了，再振前猷;两构藏文，昭示圣谛;更拓膏腴，庶充禅悦;丹衷翼翼，白叶兢兢，洵亦僧中所仅见者。兹又退虑盛举迩久就湮，爰托贞珉，乞言垂诫，用示来兹云尔。
钦命内兵部督理江宁等处工部事织造府曹寅撰。
菱湖叶约书丹，住持了叡始立，和阳梅芄镌。
康熙岁次壬寅仲吕月既望。
查曹寅有《楝亭集》传世[5]，其中《楝亭文钞》一卷，是他死后门人收集辑录而成，这篇《尊胜院碑记》不在内，当是曹寅的一篇佚文，将来重印《楝亭集》时，正可作为“补遗”收录。但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疑问，那就是碑文最后所署的年月是“康熙岁次壬寅仲吕月既望”。按《礼记·月令》，“仲吕”是六月，“既望”是干六日;“壬寅”在康熙时期曾岁值二次，一次康熙元年，曹寅仅五岁，不可能撰写此文，另一次是康熙六十一年，而曹寅已死十年了(他死于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这个矛盾现象怎么解释呢?——我认为碑上第十六行所署“壬寅”当然是指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但这不是曹寅撰文的年代，而是后来勒石立碑的年代。因为这是脱离正文另立的一行，而且是跟“菱湖叶约书丹、住持了叡始立、和阳梅芄镌”三种附加名目一样，都不属于正文的范围。再从《楝亭文钞》录存曹寅其他碑文的惯例来看，凡是标举年月都在正文以内，而没有在正文之外的，如《重葺鸡鸣寺浮图碑记》的题款是“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钦差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寅谨记”，而有些碑文不署年月也是常例，如《重修二郎神庙碑》，就没有标举写作年代。这样看来，《尊胜院碑记》应是曹寅生前写就的，未署写作年月。等到曹寅死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住持僧了叡才开始勒石。所以“康熙岁次壬寅仲吕月既望”是表明碑刻完成时的年月，而不是曹寅自题的写作年代(康熙六十一年正当曹頫继任江宁织造期间)。
关于尊胜禅院的情况，《道光来安县志》卷二在“吉祥庵”的名目下有记载：
吉祥庵：县北舜歌山，创自元至正二年，倚山壁构殿，两旁禅室斋堂，悉自上而下，因势为台砌。中殿侧为山门，标题“尊胜禅院”。游者取道舜歌山脚地藏庵前，迤西竹树盈十亩，苔茵草径，履藉无声。殿前桂二株，可荫数亩。殿后石壁峭立，古树槎枒，下有泉，大旱不竭。
足见其正式名称确实是尊胜禅院，而后来通称为吉祥庵了。以此与曹寅的《尊胜院碑记》相印证，情况是完全符合的。《碑记》的主旨在于宣扬佛法，作者对该寺的历史沿革和自然环境都很熟悉，其中叙述了康熙丁未(六年)该寺复兴，以至康熙癸酉(三十二年)以来佛事继续发展的盛况。这说明曹寅是亲自到过这里的，如果坐在南京只凭传闻，是不可能写得这样具体细致的。尊胜禅院距南京城一百四十五里，而且是在一个僻远的山村地区，曹寅这个声势煊赫的贵族士大夫，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当地的老农讲：这里原来是曹家的田庄[6]。这一口碑传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按《曹家档案史料》记载：曹????在雍正五年底被抄家后，隋赫德曾查明曹家的房地产，《奏摺》中说：“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7]那末，尊胜禅院附近有曹家的田庄是可能的，说不定就是八处中的一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碑记》中曹寅的署衔是“钦命内兵部督理江宁等处工部事织造府”，这也有些特别。曹寅是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康熙委任他的官职是“江宁织造”，后来又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而“内兵部督理江宁等处工部事”的衔头是少见的。据《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记载，曹寅曾升为“内少司寇”，即内务府慎刑司郎中，但“内兵部”的含义与此不同，应是指内务府的军职。按张伯行《祭织造曹荔轩文》所述，曹寅青年时代曾当过皇帝的“仪正”(侍卫官)，《八旗通志·旗分志》也说他曾任“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是旗兵中显贵的军官，这应是“内兵部”的来历。至于“督理江宁等处工部事”的称呼，则说明他的职权范围很广，并不限于织部和盐务。从《曹家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到，曹寅替皇帝管理的事务很多，从土木建筑到采办物资，无所不能。例如修理明孝陵，采购铜觔、乐器，开办刻书局，承包西花园的修造工程。所以“督理江宁等处工部事”这个职衔是名副其实的，而且是康熙委派他的实职，不是虚衔。这一点在当时文人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如邵长衡有《御书萱瑞堂诗为工部臣曹寅恭赋》，姜宸英有《赠曹工部》诗等，但过去的研究工作者没有把它看作是曹寅的正式官职，现在《尊胜院碑记》提供了曹寅的自署，终于明确了这个职称的概念。
小 结
综上所述，《香林寺庙产碑》和《尊胜院碑记》的发现，对于曹雪芹家世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这两块碑记具体地说明了一个事实：曹家好佛，与寺院的关系很深。在《尊胜院碑记》中，曹寅曾表彰该寺能“庶充禅悦”。曹寅对佛学禅宗是很有研究的，他的《楝亭书目》“释藏”类就有禅宗方面的藏书二十多部。这种谈禅好佛之风，在清初的贵族统治阶级中是普遍现象。《红楼梦》作者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也曾通过自己的感受概括地反映了这种社会风习。例如第十五回“弄权铁槛寺”写道：“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现今还是有香火地亩布施，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这也是封建社会中现实生活的写照。张毕来同志在《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和《红楼佛影》的专著中，曾深入地论述了《红楼梦》佛道思想的社会根源，而今《香林寺庙产碑》和《尊胜院碑记》的新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具体的材料。
第二，曹家的活动范围很广，过去我们只注意曹寅在江苏南京、苏州、扬州和仪征的事迹，现在从二块碑记看来，安徽也属于曹家的势力范围，留有他们的踪迹。考曹家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驻地江宁府城(即今南京市)是江南省的省会，而清初的江南省是江苏与安徽的合称(见《道光来安县志·舆地志》)，怪不得《辽东曹氏家谱》径称曹玺为。“江南织造”。的确，驻节省城的。江南织造，其势力范围包括安徽和江苏。据《曹家档案史料》记载，织造府的钱粮俸银就规定是由安徽巡抚发放的[8]。今从二块碑记来看，曹家到安徽和州买了一百五十余亩田地施舍给香林寺，而曹寅又到来安县为尊胜禅院撰写碑文，可见安徽确是曹家权势所及之区。这为我们今后收集曹雪芹家世资料大大地拓宽了视野!
第三，曹家不惜捐赠巨额资金，给香林寺共“买施”了四百二十余亩香火田，可见曹家与香林寺的关系非同小可;另外，尊胜禅院附近的农民反映，那里原是曹家的田庄。这两件事都为探究《红楼梦》作者的家庭历史提示了重要的线索，很有进一步调查研究的价值。
[1]见《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二期。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刊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资料专辑》转载时(一九七九年四月印)，笔者改正了原刊中的一些误排和错处。
[2]据《乾隆上元县志》卷首《南巡志》，冯景《御书萱瑞堂记》和张玉书《驾幸江宁纪恩碑记》等文献记载。
[3]据《金陵通传》卷二十八记载：“陈凯，字肃乐，号清溪，精人物山水楼阁，工细不差累黍，尝为曹寅画水陆变相，施古林庵，寺僧宝之。”又据《新京备乘》记载，古林寺在南京定淮门内，梁僧宝志创建，名观音庵。“清康熙四十二年，赐名古林律院。”
[4]《尊胜院碑记》的原刻中有一些错别字，现据文意作了校改(“殆无虚日”的殆原作盼，“禅悦”的禅原作惮，“弥久就湮”的湮原作堙)。
[5]曹寅的《楝亭诗钞》八卷，《楝亭诗别集》四卷，《楝亭词钞》一卷，《楝亭词钞别集》一卷，《楝亭文钞》一卷，有康熙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的原刻本，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时合称为《楝亭集》。
[6]南京博物院的金琦同志曾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曹寅到这里来不外是交通方面的原因或经济方面的原因。但考察结果，尊胜禅院附近不是交通要 道，于是便从经济方面的原因着眼，而当地的老农讲：这里原来是曹家的田庄。
[7]《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頫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摺》，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7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三月出版)。
[8]同上第3页《巡抚安徽徐相国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第11页《巡抚安徽陈汝器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