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选辑秦汉以前诸种礼仪论著的儒家经典。相传由西汉戴圣编纂,因戴圣世称 “小戴”,故是书亦称 《小戴记》,或称 《小戴礼记》。自东汉郑玄撰《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行世,始有“三礼”之并称。《礼记》之学,自东汉至唐皆以郑注为则,唐敕修孔颖达《礼记正义》亦宗郑注,并编入《五经正义》,后即为 《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本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物制度及先秦儒家学说的重要文献,主要注解本有宋卫湜《礼记集说》、清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 《礼记集解》 等。
戴圣,西汉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生卒年不详,字次君,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与叔父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创始人戴德同于经学家后苍门下学 《礼》,宣帝时立为博士,甘露三年(前51年) 参加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 的石渠阁议。
《礼记》凡49篇,后定为63卷,依近人梁启超《礼记解题》所述,可划分为五类。
其一为通论礼意或学术之属,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该属反映了儒家思想之精义,例如,《礼运》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大同”与“小康”之治作了典型的描述,通过“选贤与能”、“大人世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齐亲其亲、齐子其子”,“谋不作而乱不起”、“谋作而兵起”等对比,体现了先秦儒家对 “礼运大同”的追求。又如,《乐记》反映了儒家“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的礼乐并重的观念,强调了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再如,《学记》认为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并阐述了 “教学相长”、“长善而救其失”、“蛾子时术”等进学之道。该属要旨反映在“三纲八目”,即 “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大学》篇,和强调“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中庸》篇,至宋代它们与 《论语》、《孟子》并列为 《四书》。
其二为解释《仪礼》十七篇专论之属,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祭义》等篇与《仪礼》诸篇有直接对应关系,是研究 《仪礼》 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三为记孔丘言行或孔门及时人杂事之属,如《孔子闲居》、《仲尼燕居》、《檀弓》、《曾子问》等篇。
其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之属,如《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该属不少篇目与《仪礼》有间接关系,且具考证性质,也是研究《仪礼》的重要资料。
其五为古代格言记录之属,如“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 《曲礼》)、“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檀弓》)、“君子约言,小人先言”(《坊记》)、“情欲信,辞欲巧” ( 《表记》) 等。
《礼记》,尤其是最有代表性的 《大学》、《中庸》、《礼运》、《学记》、《乐记》等篇,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一定影响,例如,《礼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国以后的思想家,甚至对近现代的洪秀全、孙中山等人都有影响。《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在唐代成了韩愈捍卫儒家道统,对抗佛教哲学的理论基础。南宋理学家更是以《大学》的条目要旨作为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又如,《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论,对我国封建社会伦理影响很深远。此外,本书对历史记述、考古、语言、文学、中国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自郑玄兼注三礼以来,三礼兼治之风习,遂历代沿用,但因三礼来源繁异,故成功的综合性研究著述并不多见。对《礼记》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一是在综合多类古文献的整体研究上,二是在突破名物训诂、章句字读及典章制度的考辨上也有所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