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越大，朋友越少
焦虑的A型城市、孤独的扮熟人社会、虚高的友情CPI——在都市交友的不友好界面中，你要跨越多少障碍，才能结交一个知己而不是凑饭局的损友？
请注意，你或许正在经历一次都市成功学的慢性中毒——你走路和吃饭的节奏越变越快；你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按电梯按钮；你总抢别人未说完的话说；你总试图同时做两件以上的事情；你着迷于数字，成功以获益多少来衡量；你假期不知道干什么；你把新东方或疯狂英语当励志班；你把同事叫对手不叫朋友……到最后，你开始盲目相信效率就是金钱，患上时间强迫症的你，将掏出手机看时间变成每15分钟必然重复一次的习惯动作。
心理学家将一副急功近利的孬样的你，称为“A型人格”；社会学家则把你生存的这个“生活匆匆忙忙、事事要竞争、时时要抓紧机会、随时会落伍失败 ”的城市，称为“A型城市”。美国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勒范恩认为步调最快的A型城市，可吸引并制造出更多A型性格的人——A型人类和A型城市是物欲城市里最大的恶性循环，而中国的一线城市，已不知不觉被新移民贴上A型城市的标签。
城市越大，朋友越少。急功近利的你，深喑熟人社会的潜规则，却不过活在友谊虚假繁荣的“扮熟人社会”中；争强好胜的你，背着最大的压力，拥有最少的知己，渐渐成为忧郁症的最佳候选人。
正如所有身处市中心生存大挑战中的人一般，你要获得真正友谊，必须挑战A型城市所设置的7个“不友好界面”：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虚高的友情 CPI、不稳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惧、残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间、昂贵的时间成本——渴望友谊的你，一向漂移于都市生活的悖论之中：你既诅咒这些人口动不动超过1000万的庞然大物不够人性化，却又仍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老友，只为进入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无根之城。
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
你正处于一个“扮熟人社会”之中——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过“熟人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21世纪，随全球化与商业化而来的陌生人社会，在中国衍生出一套泡沫式的交友语法：正如广东人可以将满脸横肉的女顾客称为靓女，饭局上的哥们与兄弟称谓，不过是约定俗成的礼貌用语。
你没有真正朋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称你为朋友。商业社会将你的朋友定义扩大化，朋友关系与同事关系、客户关系、上下级关系、利益关系纠缠不清。你甚至会产生一个可怕的感性认识：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也许未曾存在过——你我不过活在泛泛之交的包围圈中，真正需要知己交心，真正需要朋友援手之时，才发现所谓的熟人社会，不过是一场泡沫。当传统的人际关系被讲求效率的城市改变，大家不过走的是“扮熟人社会”的折中路线。
这是都市交友的社会学悖论——熟人社会让你患上忧郁症，因为只有很多熟人的人，才活得比较快乐；陌生人社会也让你患上忧郁症，因为没有任何熟人的人，根本就不会快乐。
消失的公共空间
在发生偶遇新朋友的剧情之前，你先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内地房地产商开始把四合院当高端产品，皆因四合院有利于人际交往的功能，让邻里亲密无间；丹麦流行“集体住宅”，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家庭共享客厅、餐厅、活动室，据说能形成一个欢乐大家庭。
你期待城市规划师用四合院精神对公共空间进行方便交流的人性化改造，让市民亲切交谈的动人场景随处可见——香港的大学有HALL文化，寂寞城市也应该有HALL文化；只有摩天写字楼、高密度住宅、巨大ShoppingMall的城市是不人性的城市，广场、步行街道、公园才是城市的客厅。可惜，高昂的地价足够打破中国人的这种幻想，更多的人仍在为安居之所而疲于奔命，在你家边上的广场上喂鸽子侃大山之理想生活仍离你甚远。
这是都市交友的规划学悖论——你认为规划里的公共空间永远不够，又恨不得那块占据地利的空地建起座便宜房子；你幻想应该与邻居有一个邂逅的公共空间，却又恨不得你家再增添一个私密的房间。
新移民的恐惧
2002年，《女友》上刊登的一首《最后归属只在进入你》的诗歌，成为了城市新移民的写照：“在无比空荡的房间/你可知道/我所有的烟灰和酒瓶/沿路抛却痛苦/最后归属只在进入你/我的城市”。
为了进入门槛甚高的大都市，你抛弃之物可是比你想象的要缺乏诗意。作家十年砍柴说得好：“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一般人出了门，满眼陌生人，就敢疯起来，回到自己村子，就立马乖起来。”“满眼陌生人”是新移民在踏足新城市后的第一景象，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持续经年的困惑：“我到底是哪里人？”
有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普遍对所在城市具有陌生感，缺乏认同感，“同城待遇”是他们眼中最金贵的关键词。在一篇《北京是谁的北京？》的文章中，批评过“门槛一直是很高”的北京，本地人有歧视外地人之嫌。曾有报道指，申请北京户口的私企老板，企业需三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于是，有较真的学者即刻运算出北京户口的人民币价值：831万元——纳税300万元，支付北京人工资420万元，交纳社会保险费等111万元。
这是属于这个都市交友的资源分配悖论——你获得同城待遇的目的是希望不再被歧视，但被歧视的人，从来就不太容易获得一个同城待遇。
不稳定的安全感
2008年，有网友“货币学派”发帖称，他在购书中心门口遭遇急事，手机没电，在向路人借手机发短信时惨遭无数白眼。“货币学派”的遭遇其实很正常，毕竟他的行为与很多骗子如出一辙——传媒随水推舟，将防备心重的社会生态称为“龟缩社会”。
“龟缩社会”之背景是你最容易缺失的安全感。在无情城市，防盗网与防盗门阻挡的除了盗贼，还有你邻居——广州以“三年一中变”为号召，曾在一年间就投入3亿元，一度拆网718万平方米；但三年之后，广州人仍在乐此不疲地为卧室窗户装上不锈钢的“内网”。
有专家评选出备受争议的“中国十大最具安全感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新余、桂林、梅州、舟山、威海。从排名上看，安全感与犯罪率未有直接关系，更多时候，朋友多少、房价高低、商业氛围、城市环境、生活质量、富裕程度、人文风俗、就业机会都可让你的安全感发生动摇——难怪有人说，多个熟人多条路，买房只为安全感。
这是属于这个都市交友的防守悖论——你需要从更多朋友身上获得归属感、存在感与安全感，但因为缺乏这些而龟缩的你，正是最难交到朋友的人。
虚高的友情CPI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美国ABC电视台的电视剧《女人帮》，讲的就是大都会里四个“益友”的故事——她们生活在曼哈顿、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名成利就、穿着高级时装出入高档场所，小团体里互相帮助、自开自解。
拉帮结派的确是对抗残酷城市的最佳武器——女主角Mia为了一个职位挤掉了作为竞争对手的未婚夫，甚至失去马上即到的婚姻，但她没有任何自我检讨，只要一个闺密聚会就破涕为笑。
虽然观众是和小资生活并不沾边的师奶们，但肥皂剧总能表达出孤身奋斗的人的城市理想。古龙说过：“女人与女人之间虽然很难交朋友，但女人总是同情女人的，因为她们觉得只要是女人，就值得同情。”用这个定理分析女人帮未免肤浅，有上海女青年看透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并在博客里宣称自己发现了大都会中最牢固的朋友关系——不能志同道合，至少门当户对。
这是都市交友的纯洁性悖论——真正的友谊是无价的，但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中，每一个人，包括你本人，都有行价。
残酷的CBD地理
上海陆家嘴有10公顷绿地，便被附近金贸、中银、汇丰等写字楼白领称为“白领公园”——据说人数最多的时候，能聚集3000人。有人将这块绿地赋予浪漫色彩，认为在风和日丽的午休时间，白领在草地谈心好过去登录世纪佳缘。不过，交通银行一位先生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反应比较冷淡：“就算陆家嘴变成徐家汇，我中午还是选择绿地，因为户外跟户内不同，我出来的目的是换换空气。”
CBD是吸金场，也是压力场。楼高30层以上的写字楼构成一个蚁巢般的神秘空间，楼层、房间、公司、部门、办公桌间板形成层层壁垒，将养老金都没有保证的你给圈养起来。随着金融风暴到来，“裁员滚滚”已成农历新年禁语；只在CBD拥有办公桌半米地皮的白领们，不得不适应资源如此密集之地的残酷地理——连最感性的瑞丽女性网都刊登一个调查，1/5的人认为职场上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这是CBD的残酷性悖论——CBD的生态是优胜劣汰，不过留下的是敌人，淘汰的是朋友。
昂贵的时间成本
有北京市民统计并抱怨过一件事情：他从自家居住的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必须采取以下步骤：步行10分钟到小区大门、右拐向东走200米、翻过一道长达180米的人行天桥、向西折返200米，耗时超过30分钟，才能往返与小区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在讲求效率的快城市，慢生活只适合无业青年或文艺份子。市民们的时间敌人实在太多：一条只有二车道的堵塞马路、一份不科学的工作单、一场毫无营养的谈话、一部让你觉得生命被延长的烂电影、一个总是叫你接儿子放学的老板、一个你根本不想玩却天天在玩的连连看游戏，都足以造成你时间表的紧张。
那么，你还有多少时间寻知觅己，好与你促膝谈心？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富兰克林在其编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迷惑世人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当你活在信奉时间信条的A型城市，你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对朋友相处时间进行效益化计算？
这是属于都市交友的最后一条悖论——等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朋友；等你有朋友，你却没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