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在我不太懂事的时候，家里的大人总是教育我要讲真话，不要说假话。后来上学了，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这些娃娃学生，不要说谎，做个诚实的好学生。老师还讲了好些古人讲诚实的故事，令那时的我大受启发，觉得做个诚实的人是一件很自豪很快乐的事。我也在幼稚的心里决定：在家做个诚实的孩子，在学校做个诚实的学生。我甚至常常在脑子里想，要是哪天我做了一件诚实的事被老师或家长知道了，他们会怎样表扬我呢？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小时候做的第一件诚实的事。
我记不清那时我有多大了。有一天下午，我又跑到三叔的房间里去玩。那时三叔刚结婚没多久，他的房间里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三叔的桌上有一块小镜子，做得很精致很漂亮，我非常喜欢。于是我趁三叔三婶不在的时候把那块小镜子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到了傍晚，三叔突然跑到我们家来问我是不是拿了他的镜子。我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脸也自觉地红了起来。我真的太喜欢那块镜子了，就怯怯生生地说我没拿。可那天下午就我一个小孩去过三叔房间里玩，所以除了我没别的“嫌疑犯”。大概那镜子对三叔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就表现一副非要从我身上找出来不可的架势。三叔说，只要我把镜子交出来，他就给我两毛钱买东西吃——这可真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我真的太喜欢那块镜子了，所以要我在镜子和那两毛钱之间做一个选择是件很痛苦的事。三叔不甘心，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三叔吓唬我说，小孩子要是说假话，月亮就会在我晚上睡着了的时候割烂我的嘴巴。母亲也在旁边帮三叔说话。我是孤军奋战，最后我经不起“威逼利诱”，就把镜子交出来了。母亲和三叔都夸我是个诚实的孩子，三叔还真的给了我两毛钱。我拿着钱立马就去村里的小卖铺买了四个五分钱一个的饼吃。那时，我觉得讲真话的感觉真好，不仅受到大人的夸奖，还能得到丰厚的物质奖励，真是精神与物质双丰收。
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偷了家里的白糖吃。很快母亲就发现白糖少了，问是谁偷的。我就爽快地承认了，结果被母亲狠狠骂了一顿，但没有用竹条抽打我。尽管挨了骂，但这还是足以显示说真话的优越性，因为若是我不承认被母亲查出来的话，肯定会挨打。后来，我渐渐发现小时候一直要做个讲真话的孩子的想法有点行不通了。尤其是在外面说真话，你就更加要仔细斟酌一下了。大概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脚刚踏进家门，母亲就指着我把我痛骂了一顿。原来前一天傍晚的时候，我看见大光叔叔的小儿子阿田趁我的邻居如意奶奶不在家的时候从如意奶奶放在门口的鸡笼里偷了两个鸡蛋。如意奶奶一回来我就把阿田偷她鸡蛋的事告诉了她。如意奶奶马上就跑到大光叔叔家去闹，说他的儿子偷了她的鸡蛋。大光叔叔就问他阿田偷了鸡蛋没。阿田抵赖不承认。结果大光叔叔就和如意奶奶吵了起来。如意奶奶一急，就说我亲眼看见阿田偷她的鸡蛋的。最后大光叔叔很不情愿地赔了如意奶奶两个鸡蛋。第二天母亲在地里干活碰见了大光叔的老婆，她就对我母亲说我一个小孩子家太多嘴了，爱管闲事，弄得母亲不快。中午回来时母亲就把我痛骂了一顿，叫我以后不要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唉，那次说真话太不划算，既没得到如意奶奶的夸奖与奖励，还被阿田记恨，最倒霉的是又被母亲痛骂了一顿。
后来上初中时读了一个历史故事，叫指鹿为马。据史书记载，在秦朝末年时候，赵高试图要谋权篡位，为了测验朝廷中有哪些大臣顺从他的意愿，他就把一只鹿献给秦二世，并说这是马。秦二世不信，赵高便借故问各位大臣。大臣们当然分得清鹿和马，可还是有很多大臣说那鹿就是马，而不是鹿。当然，有些大臣还是比较诚实的，就毫不怀疑地说那是鹿。后来说真话的大臣与说假话的大臣的下场，我想大家很容易就猜到。这个世界真奇怪，小时候大人们要我们遵守的金科玉律到了大人那里却是一文不值。我也渐渐发现，人越长大讲真话越难。因为大人不再“童言无忌”，而是相信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就是：皇帝是人，他也得死，这是真的，但你不能说；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假的，但你得喊。否则你就是活腻了。
王小波说，人活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好好做人，二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我至今仍坚定地相信，讲真话肯定是好好做人的，说假话肯定是臭毛病（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在心里还是想好好做人的，也不希望惯别人的臭毛病。从那次我承认偷了白糖吃被骂后，我似乎渐渐明白了，想法和行动是不能划等号的。小时候有时说句假话心里就会觉得不安，而现在长大了，有时说句真话就会感到不安。于是，小时候一直要努力做个诚实的孩子的美好想法就被增长的年龄挤出去了，谁也不觉得太可惜。如果说说假话不是好好做人，看见别人说假话也只能惯着，那么，现在人活在世上这两大义务真的是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