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东勃
这年头，管导师叫“老板”，早已司空见惯，算不得大新闻了。对此的讨论和批判，从上世纪末算起，二十年间也高潮迭起过好几波了。最近，由于一位工科研究生在自己导师工厂中的不幸遇难，“导师—老板”这个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人们这才赫然发现，之前可能纯粹是基于功能结构上的神似而打的这个比方，抑或一种调侃，正在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实——导师越来越像老板，导师真的变成了老板。
电影《哈利·波特》中的教授
导师的功能是传道授业解惑，老板的功能是组织生产运营。从导师的原初含义来看，其传道授业解惑应当是个性化、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因而其教育模式的理想形态应当是“一对一”而非“一对多”的。正因如此，我们在今天阅读一些学者回忆他们研究生阶段所受教育的文章时，仍能感受到他们导师那一辈老先生诲人不倦、治学严谨的气质和不媚流俗、不慕虚名的风骨，在研究生数量还相当稀少的年代，那种“师傅带徒弟”式的师生关系充满着一种未经工具理性算计过的温情。
对老板来说，“一对多”是一种常态，“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法则。老板开的是工厂，工厂是一个黑箱：这边厢要素投入，那边厢产品输出，迅即售卖，加入流通，转变为真金白银的利润。对老板来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因为人是他所控制的各种生产要素中唯一具有创造力的……手段或工具：每增加一个人或者每延长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抑或这两者同步进行，所带来的产量和利润的提升都不可小觑。“人是工具”，是“活劳动”，是这个生产流程的黑箱中必须投入且值得投入的生产要素之一。当工厂成了“血汗工厂”，雇工成了“黑砖窑奴工”，老板也就成了“黑心商人”。
科研工作者能不能当老板？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经商热潮中，就成就了一大批科学家老板、工程师老板。时下流行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鼓励科技发挥第一生产力的牵引带动作用。今年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鼓励科研工作者按照规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当然，尽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是考量高校特别是理工类高校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但按照2011年以来国内对高校四大目标定位和基本功能的描述和期待，它仍然只是第三位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所以多数高校是禁止教师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和作为法人开办公司的。然并卵，大学校园里，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人们都带着艳羡的口吻东家长西家短地评说那些身价过亿的“老板导师”。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未经世事的本科生们也早早地憧憬着未来的研究生涯，交流着师兄们传授的“人生经验”：选导师一定要选“老板型”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作为老板雇工的日子未必好过，原有对科学研究的幻想破灭，终日陷于“老板”布置的“一地鸡毛”之中难以逃脱，而且“加量不加价”——只有做苦劳力加班的份，别指望涨“工资”。因为一旦你当真把自己作为“工人”去跟“老板”谈价钱的时候，“老板”就会瞬间变脸，用“导师”的口吻痛斥你用一股“铜臭味”玷污了纯洁的师生关系。
最为经济理性的逻辑推演下，从导师到老板，也必须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导师的招生资格与研究经费严格挂钩，研究经费以竞争性方式获得，而研究生的培养费用必须计算在内，寓教书育人于科学研究之中，以研养教，以教促研，自负盈亏，自求平衡；二是研究生招生数量与研究生导师所掌握的科研经费严格挂钩并同方向、同比例变动。只有严格执行这两条标准，这种企业化的管理方式，才有可能在教育领域引入劳资关系，提高实验室或工程现场的工作效率、避免人浮于事的同时，尽量减少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导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研究生）的碾压。
问题发生的原因恰恰在于，现实中这两个预设条件都发生了不少松动。很多并不具备“雇工”条件的“破落户”也开始不自量力地以老板自居，多多益善地大规模招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在其次，要害在于，“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必然要搞劳动密集型的人海战术，从学生头上“克扣粮饷”。于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用，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司机、打字员、生活助手、应酬陪酒师、订餐小秘书等各项技能全面发展。学生们当面敢怒不敢言，背后则怨声载道，急欲逃离。
大凡一件事，一经掺杂了功利色彩，就很难撇清。现在很多学校也在本科生中实行导师制，学生们往往评价颇高。试想，一干教授博导、学界大佬对本科生循循善诱、点拨引领，这对激发青年大学生的学术兴趣和研究动力，会产生何其巨大的影响力！究其原因，正在于导师们对于本科生所求无多，更主要是不信任本科生的能力水平，因而这个阶段完全是一种公益性的单方面投入。到了研究生阶段就不同了，导师可以放心地交代学生去做一些事情、收集一些数据、整理一些材料乃至独立完成一些项目。
所以在今天，本科生的四年是心无旁骛、应当用心向学的安静读书阶段，必须至为珍视；到了研究生阶段，反而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随时可能中断在图书馆的安静思考和自主研读，接听“老板”的电话，并根据其指示，奔赴下一个应酬或项目现场。
本科生常常抱怨的是，为什么导师一个月都不打电话找自己谈心？研究生抱怨的则是，为什么导师最近给我派了这么多活儿，这个大学校园中难道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还是那句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个中甘苦，谁人能知。
我在之前的《项目制是怎样把大学搞坏的》一文中，借用同事的说法，提出当前高校里的学术合作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宗法型，即师生之间合作，建立严密的师承关系，互相吹捧，互相引用，像看门狗一样拱卫学术山头，像疯狗一样围攻学术对手。二是雇佣型，即用钱收买，大专家（大老板）包下一个项目，然后层层分包给中小专家（中小老板），出钱办事。三是合作社型，真正自愿联合进行学术产品的分工、合作、生产、销售。”当下某些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大抵属于第一、第二种类型的叠加。
我那篇文章大体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分析的中心，旨在说明研究生扩招后，规模扩张与学制压缩的共同作用，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和学习生活节奏，一些学生疲于奔命而无心学问，出现了诸多乱象。其实，理工科专业和院校同样存在着类似的乱象，且往往更为严重，而一旦出事，就可能达到人命关天的地步。
人类文明的漫长进化中，有三种职业关系，始终“关系万千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撑性作用。一是神俗关系，说得玄一些，神职人员相当于代天巡狩、替神传旨，虔诚的信众掏心窝子地对神父忏悔，把自己最隐秘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他，如果神父像中世纪的《十日谈》所描绘的一系列教会丑闻一般，那么神俗关系就要坍塌。二是师生关系，教师是言传身教、教书育人的楷模，是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使者，人类将如此重任托付于教师这样一个群体，倘若教师的师德有亏，出现诸如校长嫖宿幼女、导师压榨学生之类的丑闻，那么师生关系的基石也就遭到蛀食。三是医患关系，医生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大善人，如果医生与患者之间因为缺乏互信——无论是由于哪一方的责任，最终这对重要关系的破裂都是人们不可承受之重。谁能没有信仰，谁不需要上学，谁又不会生病呢？
人有病，天知否？大学有病，谁有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