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内容：《文心雕龙》教学总结和分享心得
教学目的和要求：对《文心雕龙》全书的教学进行总结，交流学习体会，进一步理解和研究《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教学重点：《文心雕龙》所体现的文学观，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结合起来，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
《文心雕龙》教学总结
我们从文学欣赏入手，已经对《文心雕龙》50篇逐篇进行了学习。开学第一讲，讲述了文学欣赏的概念及其意义、文学欣赏的原则、文学欣赏的过程和方法，以及中国文学史概要歌谣；介绍了何谓《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生平。其后，分别对《文心雕龙》中50篇文章进行了50次研读和讲解。
在研读和讲解过程中，我们注重原文解读、文字诠释和篇章评析，了解和诵读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而理解和研究《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同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文学创作的习作和文学鉴赏的探索。
《文心雕龙》50篇原文导读完成后，我们现在进行一下学习总结和心得体会交流，归纳和分享一下我们的学习体会。
一、《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二是《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三是《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其中在第一、二部分之交的《辨骚》，既有列入“枢纽”的必要，又与《明诗》以下“论文叙笔”各篇有相同的性质。
“论文叙笔”的二十篇（加《辨骚》为二十一篇）称为“文体论”，其中又分“文”与“笔”两个部分：由《辨骚》到《哀吊》的九篇属“论文”；由《史传》至《书记》的十篇为“叙笔”；间于这两类之中的《杂文》和《谐隐》两篇，则兼属“文”、“笔”两类。
“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又可分为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是创作论；《才略》、《知音》、《程器》三篇为批评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之间的《时序》、《物色》两篇，也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性质。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序言。
龙学研究中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长期存在争论，主要的分歧其实就是混淆了“枢纽”和总论的性质。所谓总论，应该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点理解来看，不仅《辨骚》，《正纬》也同样不具备总论的性质。所谓“枢纽”，也是关系全书的关键问题。
《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刘勰之所以把《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因为“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其二是因为《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由此可见，《正纬》和《辨骚》虽列入“文之枢纽”，但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其中《征圣》和《宗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因此，刘勰的总论，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
《原道》篇中，刘勰提出了“自然之道”，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羲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征圣》主要讲征验圣人之文，值得后人学习，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则强调儒家经典的伟大，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因此，建言修辞，必须宗经。
刘勰从文学要有益于封建治道的思想出发，企图使文学作品对端正君臣之道以及在整个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在当时就必然要反对“离本弥甚”的浮华文风，而强调“正末归本”。“离本”的原因是“去圣久远”，文学创作“鲜克宗经”，则“归本”的途径，他认为就是“征圣”、“宗经”。
对于挽救当时“讹滥”的创作倾向，刘勰从当时的思想武库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也就只有儒家经典了。佛道思想在齐梁时期比较盛行，但它既没有提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儒家思想那种“根柢槃深，枝叶峻茂”的雄厚基础，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只有儒家思想，才过问世俗，才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只有儒家经典，才更有利于为封建治道服务。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对忠孝仁义之类也有一些由衷的肯定和宣扬。如《程器》篇肯定“屈贾之忠贞”，“黄香之淳孝”；《指瑕》篇说“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诸子》篇评商鞅、韩非的著作“弃仁废孝，轘药之祸，非虚至也”等等。这说明儒道思想在刘勰的文学评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种思想使他形成一定的偏见，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点。但这个方面并不是《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刘勰既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从维护儒家观点出发，也没有把文学作品视为孔孟之道的工具而主张“文以载道”。
刘勰所强调的，主要是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学习。如说圣人之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或“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等，都是讲圣人的文章在写作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堪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一思想讲得最集中的，是《宗经》篇提出的“六义”：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学习儒家经典来写作，他认为就有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六大好处，这就是他要归的“本”。“六义”的提出，其针对性也很明确，就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诡、杂、诞、回（邪）、芜、淫，这就是刘勰要正的“末”。所以，刘勰“征圣”、“宗经”的主张，主要就是企图纠正当时文学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倾向，使之“正末归本”。
“原道”是注重自然文采而反对过分的雕饰，主要属于形式方面，《原道》中对内容方面还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就不能构成全面的文学观点。要挽救当时“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序志》）的创作趋向，只以“原道”的主张，也是无能为力的。“征圣”、“宗经”主要是针对当时“将遂讹滥”的文风，为了“正末归本”而提出的，重点是强调“情深”、“风清”、“事信”等内容方面，而反对“诡、杂、诞、回、芜、淫”等弊病。
“原道”和“宗经”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出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基本文学观点。虽然“道心惟微”，自然之道是十分深微奥妙的，但“圣谟卓绝”，因此，可以“因文而明道”。而儒家经典其所以值得后人学习，刘勰认为主要就是它体现了自然之道。这样说，显然是为其论文找理论根据。儒家的周孔之文，未必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者；儒家的经典，也未必有刘勰所说的那些典范意义，这都是很明显的。我们要看到的是，除了在当时突出强调“征圣”、“宗经”有一定的必要性外，刘勰这样讲，如果不是仅仅借助儒家的旗号，至少是反映了他自己的某些观点。他以为在当时要提出较有力量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必须强调这两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也就是以“原道”和“宗经”相结合所表达的刘勰对文学艺术的基本主张。因为他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并以此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我们从这里就可清楚地看到：刘勰首先树立本于自然之道而能“衔华佩实”的儒家经典这个标，不过是为他自己的文学观点服务。
“衔华而佩实”，是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总论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所以他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要有充实的内容和巧丽的形式相结合，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这就是刘勰评论文学的最高准则。这一基本观点，是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在“论文叙笔”部分，论骚体中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评诗歌，则强调“舒文载实”（《明诗》）；论辞赋，就主张“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诠赋》）；对“情采芳芬”（《颂赞》）、“华实相胜”（《章表》）、“志高而文伟”（《书记》）、“揽华而食实”（《诸子》）的作品，予以肯定和提倡；对“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杂文》）、“有实无华”（《书记》）、“华不足而实有余”（《封禅》）的作品则给以批评。
至于创作论和批评论部分，刘勰用“割情析采”四字来概括其总的内容，更说明他是有意着眼于华和实、情和采两个方面的配合来建立其文学理论体系的。创作论部分，结合“体”和“性”（《体性》）、“风”和“骨”（《风骨》）、“情”和“采”（《情采》）、“熔”和“裁”（《熔裁》）等进行论述，这些篇题都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命名的。刘勰认为：“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指瑕》）又说：“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熔裁》）“情”与“义”指内容方面，“字”与“辞”指形式方面，作品不外由这两个方面组成，创作的具体任务，也就是如何“舒华布实”，怎样安排好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所以，刘勰在《情采》篇把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称为“立文之本源”。创作论中虽然讲修辞技巧的较多，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种种表现手段服务于内容来论述的。如讲对偶，要求“必使理圆事密”（《丽辞》）；论比喻，主张“以切至为贵”（《比兴》）；论夸张，要求“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夸饰》）等。
文学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志然后通过文辞形式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与此相反，是通过形式进而考察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刘勰就根据这一原理建立了他的文学批评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
因此，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就是“沿波讨源”，即从作品所用的体裁、文辞等形式方面，进而考察作品的内容，以及这些形式能否很好地表达内容。这和刘勰论创作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仍然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个基本点出发，要求作品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完美的表现形式。刘勰的作家论，也是肯定在创作上“文质相称”、“华实相扶”（《才略》）的才能，而不满于“有文无质”、 “理不胜辞”的作者。
“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全书，就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这就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概貌，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二、《文心雕龙》创作的历史背景
《文心雕龙》在南朝齐梁之际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素。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而又是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这个期间错综交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虽然和《文心雕龙》的产生没有直接联系，但《文心雕龙》的出现于齐梁时期，又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割不开。
文学理论是创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上可资总结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这就和汉末以来动乱分裂的局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刘勰在《时序》篇所说，本期文学历史的第一页，建安文学的出现，就“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历史的狂潮不仅把文人们卷到“世积乱离”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触到一些时代的气息，反映了一些“风衰俗怨”，而且在现实的教育和启迪下，抛开了汉儒死守章句的老路，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独立意义。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浓厚的，但他不仅看到汉末以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论说》）的现象，还总结了文学发展史上一大教训：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时序》）
这是说：自光武中兴以后，东汉时期的作家们所走的道路和过去不同了，无论文辞和内容，都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使此期创作靡于儒风。虽然讲的很委婉，但东汉浓厚的经学风气对一切文章写作的严重影响是明显的。因此，刘勰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东汉时期其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主要就由于死守章句，作者提笔为文，就要“斟酌经辞”。经过汉末大乱，文人们开始有所觉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样身为王侯的作者，也大胆地写道：“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这是文人作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为有这个思想大解放，才出现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这时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还涌现出“盖将百计”的大批文人。建安（公元196—220年）时期的文学创作，“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出现了历史上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
从建安到晋宋，诗文创作之盛，有增无已。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设总明观，也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这是从封建统治机构上正式承认“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发展，到了南朝，更由于历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于是出现了钟嵘所说的情况：“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初识文学的童少，就拼命做起诗来。因而这时世族文人中出现“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是不足为奇的。
文学创作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产生文学评论的直接原因。当时的人对这种必要性已经看到一些了。如萧绎所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砧，览无遗功，可谓学矣。
这是从品评作品，指导阅读的要求提出的。在诗文创作大量问世之后，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文集越来越多，一个人从小到老，一辈子也读不完；而这些作品又良莠不齐，芜秽丛生，所以需要评论家加以铨衡，而去芜存精。不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当时不是没有，而是和文学创作一样：过甚过滥。有作品出现，必然就会有人予以品评，随着“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出现，“家有诋河，人相掎摭”的情形也应运而生了。钟嵘曾讲到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情况：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文学评论在当时是不乏其人的，不过多是达官贵人在“博论之余”的信口雌黄。他们各随所好，没有任何准则。这当然不单是个批评标准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一系列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文学批评才能有所依据。所以，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指导正确的文学批评，也迫切地需要文学理论的建立。
而文学理论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总结经验以指导创作。如刘勰在《情采》篇所讲“立文之本源”，《体性》篇所讲“文之司南”，以及《总术》篇所讲“执术驭篇”等，《文心雕龙》中论述这种写作原理或方法的甚多，这部著作所企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在于此。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着更为复杂的时代关系了。建安以后，文学创作的盛炽，与文学摆脱儒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有很大关系。但自汉末儒学衰微以来，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从正始（公元241—249年）年间开始，就“聃周（老庄）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论说》）。东晋以后，佛学渐盛，除更加助长了玄风的泛滥，佛教思想对此期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胜，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佛教谓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
从西晋太康（公元281—289年）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的另一情况，是过分追求文辞藻饰的形式主义趋向明显地出现了。这种风气到南朝而又有恶性发展，即刘勰在《明诗》篇所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特别是齐梁以后，更由唯美主义发展而为庸俗的色情文学，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怎样对待这种文学发展趋势，就是《文心雕龙》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具体原因。文学艺术突破儒家思想的牢笼而独立，刚刚进入它自己的发展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为什么很快就走上了歧途呢？玄学、佛学、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等，都来自一个总的根源，就是魏晋以来世族制度造成的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儒学的衰微，除了它本身的原因外，也是和汉末以来的社会现实有关的。
魏晋以后的思想领域，儒学失去控制力量，固然给玄风独扇和佛教大行以乘虚而入的机会，但主要还是腐朽的世族制度造成极为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大量文人惨遭杀害，从而为老庄佛道思想的繁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统治阶级既企图借以麻醉人民群众，一般士大夫文人也从中寻求精神寄托而远世避害。另一方面，垄断一切的世族地主又为自己的享乐所需，把持文坛，附庸风雅。但他们除了追逐文辞采饰，就只好无病呻吟，为文造情。刘宋以降，所谓“家家有制，人人有集”，主要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太康以后文学创作的必然走向形式主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以上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历史背景，也是《文心雕龙》之所以出现于齐梁时期的种种原因。从建安开始，文学艺术进入独立发展的新时期以后，文学理论上要探讨、要解决的新问题本来是很多的，加上魏晋以来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段曲折而复杂的道路。这样，文学理论上迫切地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更多了。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论的著作特多，正是这个原因；而《文心雕龙》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集大成者。
总上所述可见，《文心雕龙》是既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更针对当时创作倾向，也汇总了历代文学理论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首先了解这些情况，对于理解刘勰在这部书中提出些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他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是很有必要的。
三、《文心雕龙》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文心雕龙》是不朽的文艺理论经典著作，是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鲁迅曾把《文心雕龙》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称：“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论诗题记》）
《文心雕龙》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如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大胆地创新，认为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但他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继承。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获得长足的健康发展。
《文心雕龙》对于主、客观的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主观的“情”与“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十分强调情感在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对风格与风骨有深入研讨，对艺术想象有精辟的论述。
《原道》以下5篇是贯穿全书的根本论点，一般称为《文心雕龙》的总论。《原道》、《徵圣》、《宗经》为一组，集中探讨道、圣、文三者的关系。《原道》讲文学的本质问题；《徵圣》考察圣人为文的基本法则；《宗经》重在树立文学的典范作品。三篇的主旨都在强调作文必须宗法经书，所以《宗经》是理解总论乃至全书的核心。《正纬》、《辨骚》为另一组，讨论经书以后的文学作品。两篇的主旨是在宗经的前提下，应适当吸取纬书和楚辞的文采。刘勰总结这5 篇的要旨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即既宗法经书又讲究创新变化。在《辨骚》篇里，又概括为以《诗经》的雅正风格为根本，同时吸取楚辞的文采，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
《序志》篇是全书的序言，说明这部书的名称、写作宗旨及结构安排等。这是了解刘勰的思想和研读《文心雕龙》的一篇导言。
出现在公元5、6世纪之交的《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一部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杰作。早在公元9世纪初，《文心雕龙》的部分内容便流传海外。
公元1731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文心雕龙》句读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个《文心雕龙》版本。19世纪以后，国外不仅出版过多种《文心雕龙》的原本和译本，供研究《文心雕龙》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了。这说明《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正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所注目。
国内研究《文心雕龙》的论著，近年来更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在研究、译注、考证等各个方面，不断取得显著的新成就。特别是在今天，《文心雕龙》已不再是少数专家研究的对象，而成了为数众多的读者所需要的读物。
四、老年大学“龙学”研读的诗歌（摘自网络）
1、《文心雕龙》之歌（徐新作）
你从遥远的南朝走来，
穿越千秋百代。
你是中国文化的奇峰，
你是世界艺坛的异彩。
啊！文心，你是中国文人的美心；
啊！雕龙，你是美心织就的瑞霭。
你头顶苍穹神游云天
登山则情满于山，
你脚踏大地思绪驰骋
观海则意溢于海。
你博采儒道佛
体大思精，
你铸炼艺术魂
风神超迈。
你弹奏望今制奇的通变曲，
你哺育继往开来的新一代。
我们仰望定林寺那满身沧桑的千年银杏，
我们倘佯莒子国那钟灵毓秀的宝山浮来。
我们吟咏文心华章，虑净心胸看锦绣河山，
我们继承雕龙理想，万世不衰续中华文脉！
啊！《文心雕龙》，你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奇峰，
啊！《文心雕龙》，你是世界艺坛的永久光彩。
2、题赠《文心雕龙》班学友
文心雕龙古奇葩，今入寻常百姓家。
辨析精义识文理，品味丽藻赏章华。
思接千载承圣训，视通万里习笔札。
莫道骥老无逸步，桑榆晚晴满天霞。
3、《初入龙学》
滥竽充数进龙庄，只为梦圆坐学堂。
原道名师解风骨，知音圣语识华章。
明诗文赋雕纹彩，情采神思丽笔芳。
岁月沧桑耕读少，黉门愚妇舞秋阳。
4、《师生情浓》
世上难得师生情，愈到黄昏情愈浓！
继往开来传经道，抹就更艳夕阳红。
5、作业：以“文心结业”四字藏头做一首诗。
老师：文聚知音友，心承上哲情。
结伴游圣境，业勤术更精。
学员：文道知师友，心音和逸情。
结缘因习古，业厚挚心精。
学员：文合符契源于道，心接千载旷无踪。
结响激韵今何在？业已化作师生情。
学员：文江散珠意沉沉，心契言宣语蕴深。
结草銜环送吾师，业力弘正秋胜春。
学员：文人为德悦老身，心仙乐诗拂旧尘。
结英弥缛犹永耽，业极德至龙群人。
学员：文室趋贤入龙群，心路才思两崑崙。
结得丙申又几席，业精人勤羞鬼神。
五、学员分组交流心得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