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车展上，看到酷似奥迪A6L的瑞风A6，神似奔驰G55的BJ80，或形似揽胜极光外衣的LAND WIND，只被惊得虎躯一震而已，然后从鼻子里闷闷地哼出一声：“TMD你们怎么就那么爱玩山寨！”山寨？对！其实就是天朝大部分汽车的最大卖点。尤其在桑塔纳来到以后，但是这价格，也实在是太辣手了！
于是，聪明人开始行动了——北上广淘汰下来的大品牌国产车底盘，一些废弃的进口车零配件，再加纯手工打造的车身——无数辆集万千品牌于一身的闰土车就此诞生！它们价格便宜量是否足，谁开谁知道！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88年，诞生于河南省焦作市孟县西虢乡西逯村“焦作市客车厂”的长剑牌小轿车。由于太出名，北方还有一首专为它而做的顺口溜：远看桑塔纳，近看日吧欻（陕西话“废物”），伸手一布拉, 浑身净疙瘩。
“长剑”是农民伯伯姚大军一手缔造的“河南版桑塔纳”。当年，它们常常排成整齐的一溜，活广告般在“焦作市客车厂”门口招揽生意，甚至还有警车，牛逼大发了！
姚大军的造车思路很草根，却极为实际：“因为开桑塔纳的土豪们很潇洒，俺也要潇洒走一回。”他先依样画葫芦，模仿桑塔纳外形画了一张图纸；再从扬州高薪挖来一个敲白铁皮的老铁匠做钣金工；最后跑出河南采购核心部件。就这么着吧，1988年，一群有理想，想赚钱的农民伯伯们齐聚一堂，敲敲打打滴把车造出来了！价格真心便宜，41000元人民币就能买一辆。
1989年初，“长剑”得到国家“准生证”。1990年，销售300多辆；1992年2000多辆；1993年6000多辆，产值2.3亿多，利税3600万元。那些年，焦作农民造的这种小车，广州人说：“你有多少偶就买多少！”美国一家报刊甚至称姚大军为“中国农民造汽车第一人”。
除了造车之外，姚老板还有其独一无二的营销策略：“冲出河南，先打天津；再打广东，扩大影响；三打长春，震动一汽”。他说：“这些地方都是轿车的生产基地，擒贼先擒王！在轿车老巢发动攻势，容易造成影响夺取江山。”
如果现在有人听了他这番话，依样画葫芦估计会死的很惨！但在当年那个物资匮乏，轿车死贵的年代，姚大军一击奏效。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长春市4000辆出租车中，就有2100辆“长剑”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此外，全国有20多个省市区都能见到“长剑”的身影。
对了！姚伯伯的智商和情商都杠杠滴，他极有先见地邀请巩俐作为“长剑”的形象代言人——那时，全国上演《红高粱》，巩俐一下子成了巨星。她和“长剑”，无疑是当时最形象的农民代表了，估计这是国际巨星最不想让人知道的黑历史。
1990年代中期，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农民伯伯们虽然造车热情高涨，卖车策略高明，却对科学管理一窍不通，“长剑”被迫全面停产。2年后，安徽投资100多亿元，打造出奇瑞。曾任奇瑞董事长的詹夏来说：“没有‘长剑’，就没有中国奇瑞”。
1988年，就在河南农民“智取长春”时，一汽却淡定保持着“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因为专属天朝的“第一官车”终于诞生了——由德国奥迪公司授权，中国一汽组装的499辆奥迪100 C3下线。一面世，它们就遭到各地的政府部门疯抢。当年，无论是北上广还是二三线城市，“官车”中它的占有率最高，且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彼时，日系豪华车皇冠已经家喻户晓，但其大多是走水路而来，名不正言不顺，只能成为倒爷或个体户的最爱。
奥迪100如同“冬天里的一把火”，在1980到1990年代烧边全国。但它和桑塔纳一样，属于典型的昨日黄花，外加海口走私进入的10万各类进口车慢慢被消化殆尽，驶入天朝大小万元户家中……老百姓开始明白，什么是安全气囊、ABS、天窗和娱乐设施，这些，奥迪100 C3都木有啊！不过，当其替代品A6在1996年华丽登场时，所有的吐槽立马成为浮云。
“长剑”和奥迪100各自在东北那嘎达找到知音时，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妖都广州，已着迷于皇冠的士已久。虽然，那里的人民也热衷购买全身布满土疙瘩的“长剑”，却并不妨碍他们享受，甚至迷恋日本车之美。
当时，妖都绝大多数出租车都是丰田皇冠。曾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引入过一批雪铁龙出租车，不过，由于空调制冷差、油耗和故障率都偏高等问题，最终被KO了。而日本车空调好、油耗和故障率低的声誉，最早就是从这批的士司机口中传出。
要问日本车如何在整个华南深入人心？1985年的海南走私车案是一个楔子，它让3.0L的皇冠以10万元一辆的价格大批流入广州。而后，一切就那么顺理成章了。
1980年代，广州的士起步价大约是2.8元，对于平均月薪只有50多元的老百姓来说，“打的”就是奢望，更是一种享受。常常会有人特意感受一下“的士车奇妙夜”——在享受宽敞的后排座椅，稳定的空调凉风的同时，他们往往从上车的第一秒起，双眼就死死盯住里程表，只祈求千万不要跳！码表每跳一下，小心脏就荡漾一下，真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就在天朝各地开始小变样或大变样时，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特大城市上海，依旧固守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傲娇”。的确，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民营企业在此间成立；第一辆合资桑塔纳也在这座城市下线，然而十年过去了，“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国产化率仅为2.7％”的惨淡事实，让这座工业老城多了些许无奈和沧桑。
几十年间，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居民，每天伴着黄浦江的潮起潮落，固守着自己灰蓝色的外衣，固守着挤到吐的长龙车，固守着城隍庙的小笼包，也固守着老工业城的习惯——甚至到了翻天覆地的1980年代，“求新”、“改革”或“开放”等这些词与他们而言，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无人愿意捅破。
魔都，就如同一台停摆的555牌老座钟。它在等待着某个人，能给上个发条或加几滴油，让清脆甚至略微刺耳的钟声，再一次敲响。
1988年老座钟再度敲响。敲钟人，杨怀定。
杨怀定即“杨百万”，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杨怀定真是一个人才，在他还没有辞职时，就已兼职做倒爷了，还有了近3万元的积蓄，在当时绝对算土豪！辞职后，为了能赚更多的毛爷爷，他每天泡图书馆翻报纸。有时一天能看上26份，因为他坚信那些枯燥的官方字里，藏着真正的土豪金。就在他的3万元积蓄渐渐见底时，他看到了一道曙光：“经国务院批准，从4月开始，中央相继开放了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
杨怀定豁然开朗了：国库券可以让死钱变活钱！
此时，那些读过的旧报纸成了实打实的金矿探测器——他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要卖到103元，而《安徽日报》上介绍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当晚，他就凑出11万现金，并在翌日踏上了前往合肥的火车。13个小时后，一身旧衣旧裤的杨怀定，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几近奔溃的合肥市工商银行经理面前——后者刚接到上级命令，强买强卖般地购入10.65万元的国库券。而杨怀定的一句话，让他的心瞬间开了：“10万元我全买下。”后者还特爷们儿地将10捆一万元毛爷爷，整整齐齐地码在他桌上，淡定地说：“点钱吧！”银行里的几位都乐了，这上海爷叔太TM帅气了！
《安徽日报》的记者赶来采访，杨家爷叔扮猪吃虎起来真是毫不含糊，他磕磕巴巴讲了一通国券利息高的大道理后，如同终结者般，留下一句“我还会来的”，潇洒地走了。
之后他做了什么，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2000元。杨怀定这个专职倒爷做得很有水平，他发现收进的国库券上有合肥银行的标志封条，怕银行看出其中门道后，直接在内部解决问题，便将封条撕掉，并把国库券的编号弄乱。之后一个月，杨怀定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个城市跑遍。当时，魔都的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七分之一。
一条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仓库管理员杨怀定。他是天朝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之后，更以“杨百万”闻名于初期的中国股市。
1988年，魔都躁动得最猛烈的，不只有杨百万，还有上海大众公司那条新落成的国内最长，采用计算机控制，日产达到200辆的轿车总装线。它让1987年的2.7％彻底翻篇——仅隔一年，神车的国产化率就提高到了30.6%，成为当年最光明正大的传奇！
当时，除了“开公司”、“做倒爷”、“摆小摊”外，司机无疑是最时髦的职业！甚至还流传着“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县长”的谚语。无论是焦作的“长剑”，长春的奥迪100，妖都的皇冠的士，还是魔都的桑塔纳……无可否认，1988年，汽车生活已经静悄悄地，正式潜入天朝。（转自autoc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