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教师薛燕平连发两条微博，认为北京服装学院毕业作品展台前摆上鲜花像上坟，并称“带研究生观摩毕业展，研究生眼睛看瞎了”。不少北服学生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薛燕平的说辞太过激烈，有损北服形象，希望能公开道歉。薛燕平回应，他只是质疑学生给作品送花的方式，而没对北服学生毕业作品作任何评论。（5月2日北京青年报）
平心而论，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公开展览，就应该做好被包括教授在内的任何人评头论足的心理准备，哪怕是负面的激烈批评甚至嘲讽。就此而言，“这是上坟的节奏吗，你们搞艺术的真会玩，看谁死的最有人缘”之类的评价或戏谑之语，不管是谁说的，如果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或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从报道来看，这也不是专门针对学生作品本身水平高低的正式评价，只是对其展览方式的个人评价。
被评价一方看到听到这样的来自专家之口的评价，心里不舒服。但在不舒服之后，就不假思索地急着开始“反攻”，打口水仗，甚至“打骚扰电话，发诅咒短信”，可能也有些冲动，甚至涉嫌违法。是不是也应该反思：这样的展览方式，是否确与当下的视听风俗不尽相容从而给受众带来违和感？是否仍有改进的空间？自己打骚扰电话、发诅咒短信的行为是否妥当？
不过，就本事件而言，矛盾的主要方面或始作俑者是评价者。评价者的激烈言论无疑是此次纷争的导火索。作为大学教授，理应有强烈的育人意识，理应比年轻的学子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成熟度，也有必要有能力为年轻学子提供更加得体有效的指导和帮助。而不是在微博上用“北京服装学院毕业作品展台前摆上鲜花像上坟”“带研究生观摩毕业展，研究生眼睛看瞎了”等貌似幽默实则过火的言论来公开宣泄一己之感。
即便这种基于形似“上坟”的观摩感受契合了当下阶段性的风俗习惯，是否就一定要以这样一种较为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否能够以一种更为积极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以建议的形式，或正式、或非正式地向活动主办方提出来，富有建设性地帮助对方更好地加以改进，而不是仅以一种嘲讽、挖苦的姿态对其进行带有破坏性的批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没有迹象表明鲜花只能用来上坟，鲜花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其他场合和领域。例如，每逢教师节，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教师的案头往往都会摆上学生送来的鲜花；每逢情人节，鲜花也成为许多恋人之间的传情之物；有时人们去看望病人，也会手捧一束鲜花前去探望慰问……如果一看到鲜花就联想到“上坟”，也着实令人诧异和惊悚。这样的心理定势，也许到了转变和突破之时。
据说，有一天苏轼和佛印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这一次，佛印好像又吃了哑巴亏。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什么，眼中就有什么。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心中有佛，满眼皆佛。不怕念起，就怕觉迟。面对学生作品展台前的鲜花，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带着善美之心来看待，并且将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而不是被这种即便很像“上坟”的妄念所左右和驱使，得到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那一点狭窄局促的观感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