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其中，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尤其令人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这和公报提到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这一目标相对应——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难点在于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为此，公报进一步明确“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以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希望从“入口”和“出口”两个重要关头狠抓职业教育发展。
这是十分务实的态度——以问题为导向，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在笔者看来，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比免除学杂费更为关键。必须承认，近年来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包括免除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学费，设立中职国家助学金，但是，随着适龄学生减少，一些中职学校陷入招生困境，中职教育规模在逐渐萎缩。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19.76万人，比上年减少55.00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3.76%。而2010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870.42万人，比上年增加1.90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50.94%。而中职教育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与技术工人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不高有关，大家不愿意当技术工人，当然也就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
技术工人的待遇与技术工人的地位、技术工人的能力这三者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几乎形成了“死结”。一方面，技术工人待遇低，影响技术工人的地位，进而影响大家对从事技术工作、接受职业教育的态度，致使我国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技术工人技术“粗糙”，也影响技术工人的收入提高，让提高技术工人地位的道路更为漫长。解开这一死结，需要在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以及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方面双管齐下。
待遇不仅体现在工资待遇，还体现在工作环境和福利保障上，与国外技工相比，我国技术工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还低很多。去年，李克强总理在河南考察期间曾问大工匠张东亮“你收入多少？”张凑到总理耳边说：“我一个月一万多呢！”总理笑着回忆说：“当时我还在河南当省长，一次在飞利浦公司考察，他们也有一个这样的首铸材料工人带领着一个团队，我问他收入，他们总经理介绍说，这个技术工人拿的年薪跟他一样，20万欧元。所以，你们这些高精尖人才的待遇一定要提高！”
这描述出技工的美好前景，然而，在我国，就算成为高级技工，月薪也不一定到万，而且成为高级技工需要很长时间。四川某媒体曾做过一份关于是否愿意做高级技工的调查，调查显示，九成受调查者表示尽管身边有高薪的高级技工，但自己并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社会地位低是主要原因。据该项调查显示，55.5%的受访者认为高级技工月薪应该过万元。但多位受访从业者表示，月薪过万元并不易得，“一般中职生毕业后只能从普通工人做起，月薪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要成为高级技工拿到更高的薪水，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另一方面，我国职业学校还满足不了社会对高素质技工的需求，有的职业教育学校以提升学历为办学目标，以为提高学历层次就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中职“普高化”，高职关注“专升本”，这和职业教育应该坚持的“以就业为导向”办学宗旨背离；还有的职业教育学校办学功利化，把学生招来之后，就送去顶岗实习，从中收取劳务输出中介费，这就使得中职教育“空心化”。针对技工待遇低的质疑，一些招工单位声称，要是这些技工也有德国技术工人的精准、过硬技术，我们也愿意出高薪。可以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不但制约着技工的薪酬，也影响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
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必须推进职业学校办学改革，探索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让学校有根据社会需求，灵活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空间。概而言之，最终实现提高技工待遇、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完成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标，关键在推进深入的改革，由此解开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