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至10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10个省份，对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调研。从地域分布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更多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自乡镇的为27.1%，农村的为25.7%，二者合计占52.8%，而来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市区的仅为13.2%。（3月19日《广州日报》）
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农村学生就业难是公众的直观印象。但“来自农村的毕业生未就业的比例是城市的4倍”的信息，带给我们的冲击就是“想象之外”的了。此前就有调查显示，想要进入较好的工作单位、获取较高的收入，农村大学生会遭遇比城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更多的困难。一个农村大学生代表着一个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可能，更代表着一个农村家庭的希望。那么，当未就业的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希望的破灭。更为严重的是，可能给社会运行埋下风险和冲突的隐患。
众所周知，当社会存在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情况时，教育能给人提供的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帮助弱势者摆脱出身带来的个人发展方面的影响就有限。然而改变不利者的生存状态，减少不公平，本是教育被当作“善”的根本所在。“来自农村的毕业生未就业的比例是城市的4倍”则提供了相反的观察样本。
农村学生在社会中整体上处于不利地位。就笔者观察，可以用“难、窄、少”来概括——享受优质教育资源难（上好中学难，上好大学难），就业渠道少，上升空间窄等。应明确的是，农村大学生的劣势地位不可避免，但这种劣势应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应能帮助减少农村大学生的竞争劣势，扩展他们向上的空间，提升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否则，就容易造成农村大学生与社会脱节。如果把人生比成马拉松的话，每跑一段，农村大学生都可能成为掉队者，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成为游离群体。这样沉重的结果，是付出相当成本的农村家庭可以接受的吗？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吗？
“来自农村的毕业生未就业的比例是城市的4倍”是社会阶层差距的表现。即使在就业阶段，优势阶层家庭背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影响依然是直接、深刻和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缩小。城乡毕业生就业的差距，就是家庭背景影响和农村学生权利劣势被放大下的产物。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可能陷入阶层复制的陷阱——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致使社会失去活力和生机。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明确指出，社会阶层现象包括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内涵：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受家庭出身影响，上一代中的不平等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下一代中。教育获得作为地位获得的一种表现，也同样受到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影响。相比城市，农村大学生付出的教育成本高，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接受高等教育后个人发展机会依然有限，甚至是渺茫。因此，社会就要限制先赋性制度对个体教育和向上流动的不利影响，激发自致性力量在个体流动与阶层和谐中的作用。
上大学的最美好愿望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获取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的门票。因此，要防止教育不平等演化为社会就业不平等，警惕经济、教育、社会地位不平等在家庭的代际传承中循环加剧。这是城乡毕业生就业差距带给我们的警示，也是防止社会分层代际复制的逻辑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