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时断时续地实行寒食习俗，其时间在农历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左右，约在二月末或三月初。寒食，即禁止用火而吃预备好的冷食。寒食虽然有损健康，因而屡有废除之令，只能在其转化的清明节中留下痕迹，但在这种奇异的风俗中却包含有丰富的信仰和深厚的情意，在观念和意识的领域中，寒食行事对民众的衣食生存和国家政治秩序的维持也都具有突出的意义。
前人对寒食的解说及其内在矛盾。
关于寒食习俗的起源和意义，从古至今的普通民众和学人多有解说，所以意见歧出。民间的传说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因而难免存在附会之处，但即使是学者们的考证虽有多方面的联系，也可能夹杂难以化解的矛盾。如果我们要对寒食习俗做出进一步的了解，就有必要先对前人的成说加以辨析。
“子推说”和“山戎说”
民间传说普迫认为，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晋公子重耳的从臣介子推而兴起的风习。古代寒食习俗首先出现在太原一带，《艺文类聚）卷三引东汉桓谭《新论》载：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之推故也。
根据桓谭的生平可以大致判断：寒食习俗至迟在公元前后即两汉之际已在太原地区存在。
太原这种隆冬寒食的习俗，在周举任并州刺史时成为严重影响百姓健康的异俗，遭到周举的阻止。《后汉书·周举传》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囊”。然而，老小不堪，残损民命，举乃“使还温食”，革其风俗。其时约在汉顺帝永建或阳嘉年间。
到曹操时，太原的寒食风气可能又有所蔓延。《艺文类聚》卷四引魏武帝《明罚令》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北方I"寒，老少蔽弱，“令到，人不得寒食”，犯则受其刑罚。《新论》和《周举传》均谓冬季寒食，或五日，或一月。而（明罚令》则谓寒食在“冬至后百五日”，这是后世寒食的基本日期。
但是此后记载的寒食习俗仍有时日的混乱，三国魏周斐《汝南先贤传》云“一月寒食”，晋陆翔《邺中记》云“冷食三日”。至于寒食和介子推的关系，东汉蔡琶的解说较为详明。（艺文类聚）卷四引其《琴操》载：
介子绥割其排股。以咦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 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此处疑有脱文）终不肯出，文公令烙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子绥也即介子推，这就把子推焚骸和禁火的关系点明了。
蔡邑把禁火时间说成“五月五日”是一特殊文本，南朝梁宗像《荆楚岁时记》隋杜公瞻注即说：“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五引《邺中记》日：“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敌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自作饮食祠神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子推也。”陆栩所谓北方五日祠神俗，从“五色缕”和端午的联系看似乎确实不为子推故；《太平御览》卷三一引‘，俗人”作“并州俗”，后一“五月”作“五月五日”，则端午与寒食存在混淆。《琴操）中的文公之令也明言五月五日不得用火，看来此日的寒食习俗大约流行于汉魏时期。这种寒食时间正与端午重合，事实上，寒食的时间和行事不仅和端午有重合处，跟上已也有交叉甚至同时的现象，这是并不奇怪的。
这就是有关寒食起源背景的“子推说”。其说包含了介子推有功不言禄的忠义和廉洁，在百姓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具有感人的传承魅力。但是，它也有难以弥补的“先天性”不足，因为在《左传》、《史记》里并没有子推割股、焚骸的记载，从而使这种解释不免有编造附会的嫌疑。
寒食习俗始见于太原一带，所以关于其起源又有山戎一说。
（艺文类聚）卷四引（古今艺术图》云：“北方山戎，寒食日用帐粗为戏。以习轻趫者。”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云：“北方戎狄，爱习轻趫之态，每至寒食为之。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彩绳系树立架，谓之秋千。或日本山戎之戏也，自齐桓公北伐山戎，此戏始传中国。”当代学者也有类似说法。闻一多在分析匈奴龙崇拜时，提到寒食“龙忌之禁”及子推《龙蛇之歌》，以为“晋染胡俗最深，故也有龙忌”，“称君为龙，臣为蛇，也是胡俗”。其说也只是附带的推测，而且可能把匈奴、“华夏”及吴越龙崇拜的源流关系倒置了。此外，陈泳超也认为寒食起源于北方山戎，因山戎在太原郡附近，过着无火冷食的生活，需要通过秋千之戏来补偿寒食的困扰。但其山戎长时“冷食”一说证据不足，与《礼记·王制》（只说东爽南蛮不.大食”）亦不合。
《古今艺术图》的说法只涉及到寒食行事的秋千，在《汉魏丛书》本《荆楚岁时记》中，寒食节有鞭韆之戏，但在《宝颜堂秘友》本中靴鞭则在立春日行之。这说明寒食中的鞭韆或是从立春日转化而来，不能以此证明山戎影响了寒食习俗的生成。退一步说，不管山戎是“火食”还是冷食，都可能存在寒食习俗，但总不能仅据秋千一种游戏，速然断定山戎就一定有寒食，并由此推论所有寒食习俗都来源于山戎。其实，山戎（或谓炎帝后裔）是保留还是始创了秋千尚难断定，晋戎之间屡有冲突，是否存在习俗的交流传承也是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