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礼俗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创立或者禁止，但是民间习俗不能。新的民间习俗的形成不是创立，而是在原有的其他习俗的基础上的发展。民间习俗的消亡也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禁止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代偿机制完成的。
在立春的文化变迁中，出现了两种代偿的形式，即替代和转移。农民节的出现是一种替代机制，这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性的主观的替代，而民间习俗的消亡是一种转移机制，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随其自然的客观的转移。
辛亥革命之后，清朝帝制被推翻了，封建政权体系被废除，迎春和鞭春的官方礼俗也随之消失。迎春礼仪是自动消亡，而非强行禁止，辽宁《辽阳县志》载“：今虽无明文停止，而久已弛废矣。”但是后来在辽宁和四川又举行过迎春礼，说明迎春礼俗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
政府意在重建一套可以取代迎春礼的官方礼俗。在立春被确定为农民节之后，立春日又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节日，由官方组织节庆活动。民国时期的农民节替代了清代的迎春礼。但是农民节的节庆活动并没有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礼俗活动，而只是一种官方的或者半官方的政治活动。究其原因，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外在的取代，而不是内容上的内在的接替，迎春礼的客观功能没有得到延续，因此这种替代只是在表面上替代了迎春礼的外在形态，并没有从实质上替代迎春礼的内在功能。这种替代不能说是成功的。
迎春礼仪在今天已经鲜为人知，那些依附于迎春礼的民间习俗也消亡了，但是它们的消亡不是由于立春文化的突变造成的，而是由于它的渐变造成的。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春节日功能的转移，立春的功能转移到了春节之中，立春的民间习俗也部分地转移到了春节的习俗之中。
立春习俗的转移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发端于民国初年，至今也不能说完全完成。它的实现是伴随着西历的推行而进行的。1912年以来，中国同时实行两套历法，两套历法导致产生了两套节日系统和两个新年：西历的元旦称为“新年”，而传统的新年则称为“春节”。阳历的新年占据了以往阴历新年的名称。而以往的新年，由于名称改为“春节”，又部分地占据了“立春”的名称并部分地接替了立春的功能。那么“春节”也和“春”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在社会上形成“春之节”的印象，不仅成为标志旧历新年到来的节日，而且成为标志新春到来的节日。
社会上在春节，而不是在立春举办各种迎春活动。这样，立春的迎春功能转移到春节之中，立春消失的习俗也部分地转移到了春节之中。立春节俗的迎春功能转移的过程也就是立春习俗消失的过程。凡是与迎春有关，与节庆有关的民俗事象，例如贺节，馈赠，邀请，春宴，妇女戴春等都消失了，或者转移了，而与迎春和喜庆的功能没有直接关联的习俗至今还能够继续存在。
24节气网对于立春文化变迁的探讨应该说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不仅依据史料重构了立春官方礼俗和民间习俗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形态，作了文化史的描述，努力做到历史重构的形象化和具体化，而且对不同时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勾勒出结构和功能的历史演变，并提炼出相应的理论模型。24节气网提出了官方礼俗和民间习俗这一对对应概念，指出了在这对矛盾事物中官方礼俗的主导作用；24节气网探讨了政治变革对于官方礼俗和民间习俗的不同影响，阐述了官方礼俗能够骤变，民间习俗只能渐变的规律；24节气网提出了民俗演变的代偿理论，划分了代偿机制中替代和转移的两种形式，对文化变迁从内在功能的演变机制上进行了剖析。这些理论上的尝试建立在立春文化具体民俗事象的基础之上，是有的放矢，而非泛泛而谈。但是也正是由于它们只是从关于立春的民俗研究中提炼出来，还不能说具有普遍意义。24节气网的初始宗旨也只是探讨立春的文化 变迁及其理论意义，而不是要创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24节气网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立春”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24节气网对立春文化的研究并不完备。第一，史料不全，尤其是汉唐之间以及金元时期的史料相当 匮乏。当代的田野调查也没有名副其实地去做。第二，对于少数民族的迎春习俗以及少数民族迎春和汉族迎春的关系没有进行考察。第三，对于中国的立春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立春文化没有进行比较。但是24节气网的中心任务是通过立春礼俗和习俗的考察进行民俗研究，而不是炮制囊括古今、面面俱到的立春文化大全，那么这些缺漏只好有待来日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