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乔治·W·布什将世界上最大的富有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们聚集在华盛顿参加第一届G20峰会。由于面对自大萧条以来最危急的金融危机，与会领导人们保证绝不重蹈当年的覆辙，再次陷入经济孤立当中，并承诺努力创造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反对贸易保护。
然而他们只实现了一部分诺言。虽说这些国家并没有退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当中，但不得不承认，世界经济与过去相比，确实不那么开放了。二十年来，人口、资本与商品比以往更加自由地穿行于不同国界之间，但城墙已经筑成，只不过墙上还嵌上城门罢了。政府不停地挑选着自己想要与之交易的对象，决定哪些国家的资本是受本国欢迎的，愿意为海外贸易放宽多大的自由。
本质上说，每个国家仍然拥护国际贸易与投资原则。它们希望能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不过如今也会尽可能地远离全球化的弊端，如不稳定的资本流动或进口激增。
全球化的进程显然已经停歇了。有一种简单衡量贸易强度的方法便是观察世界出口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这个数字自1986年起到2008年一直平稳上升，之后便趋于稳定。全球资本流动在2007年已经突破110亿美元，去年却只达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跨国的直接投资也在2007年到达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这当中有一部分只是周期使然。近年来的危机与萧条抑制了以往推动国际投资的那个“动物精神”（注1）。不过还有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蓄意政策”所致。比方说在金融上，某些跨国贷款政策的便利性已经导致一些地区——如美国和部分欧洲南部国家——所积欠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越来越多，银行如今要想支持国内借贷、筹集资金、保证涉外单位资金安全就会感到越来越有压力。
全球领导人们庆贺自己在危机来临之后到现在已经成功避开了贸易保护的嫌疑。从传统意义上看，他们确实未触及贸易保护行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资料所述，自从2008年以来，显性的进口限制对世界贸易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然而隐性的贸易保护行为却极为昌盛，而且常常还打着促进出口与产业政策的幌子。
比如印度在政府采购信息通信技术和太阳能设备的条约中便会强制加入“当地成分要求”（注2）的内容。巴西十年前便强制要求受到国家控制的该国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多多购入当地公司生产的设备，自此之后更是不断增加各种限制。
再比方说，美国和欧洲一方面都提出——或者说是威胁将提出征收中国太阳能面板的进口关税，并宣称已经得到多个政府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为自己国内的绿色能源提供丰厚的补贴。
资本管制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过去那个年代多重限制所诞生的过时货，这几年却重新获得了它原有的地位，被用作一种阻止不受欢迎的热钱出入本土的工具。2009年10月，巴西宣布对流入的资本征税，并非常谨慎地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海外投资都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这里没有人拒绝那些想要投资修建我们的码头或公路的人，”巴西中央银行副行长佩雷拉（Luiz Awazu Pereira）说道。“但如果你只是在投资凶猛的对冲基金的时候发现我们国家的债券收益为10%而美国国债零收益的时候，那结果不会令你感到满意的。”
这个世界并没有放弃交易自由化，但它已经逐渐将重心从多国构成的世界贸易组织形态转向地方或双边协约形态。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前几个月，世界贸易组织多哈贸易谈判在日内瓦的谈判崩盘主要是因为印度与中国希望抵抗农业进口的保障要求超出了美国所能接受的范围。
不久之后，美国便加入另一项谈判之中，并最终构成了如今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其中包含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巴拉克·奥巴马在TPP提出协定以求中国能加入谈判。
对外直接投资也同样仍趋于自由化，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一项记录显示针对这些投资的限制正在不断加大。去年十二月加拿大允许中国一家国有企业收购加拿大的一家油砂公司，并提出这将是最后一次允许对方收购该国公司。“我们说加拿大为商业敞开大门，但并不是说国外政府就可以买下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解释说。
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也与危机之前相比受到越来越小心谨慎的控制之中。尽管国门并未向外国移民关闭，但通过移民许可的标准变得越来越严格。不过在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继续放宽对少数高技能劳动力与企业家的入境要求。
奥巴马总统认为我们并不应该阻挡全球化的进程，而应该以为了追求更广阔的目的而进行改造。他希望其他国家能提高各自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水平、环境保护与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美国公司才能够在公平竞争环境中与他国企业竞争，或许还能够还给中产阶级体面的工薪待遇。
今年四月，巴格达一家服装工厂坍塌造成一千多人死亡。之后奥巴马总统便暂时取消了对巴格达进口美国的特惠关税，直到员工的权利得到改善为止。
现在，一个清晰的模式开始显现：政府加大对资金与商品流动的干预，贸易区域化便会得到加强，志趣相投的邻国将越来越相互吸引；同时国家间的冲突也将加大，最终一国利益将胜过国际合作。而这一切聚集在一起，便构成了全新的门禁式全球化趋势。
一种不完美的状态
门禁式全球化的感染力已经和国家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而正是国家资本主义使得中国和其他大的新兴市场——如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与其他富有国家相比更安然无恙地度过金融危机。他们自豪地宣告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优于“华盛顿共识”（注3）下的开放市场和08年之前一直处优势地位的“小政府”。
不过，这些国家的体制仍然存在结构上的漏洞，而这些漏洞如今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在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指令性贷款从私营企业中抽离的信用贷款已经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在印度和巴西，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不断攀升与骤缓的经济增长。
08年以前的西方全球化确实也存在其自身缺陷。由于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导致高级别、不透明的跨境敞口（注4）不断堆积到惊人的地步。当危机来袭时，美国最先受创，之后是欧洲，由于没有任何防御措施，导致危机不断蔓延。以往对广阔开放的边境一向不怎么热心的投票人们，经过这次危机后开始认真审视边境问题，同时反对全球化的阵营也随之不断加大。
国际金融存在几项制约，这未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韩国所施行的限制银行外币借款，就能让韩国人在汇率下跌的时候不至于摔得太惨。不过门禁式全球化仍然存在它潜在的代价。
决策者们一如往常地过分高估他们在区分好资本和坏资本的能力，也没那么懂得促进出口与产业革新与既得利益之三者间的区别。危机前的开放政策已经成功地将资本输向了最佳投资机遇，同时降低了消费价格，推动了竞争。对这一进程的干涉将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
注1：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是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的一种金融概念。经济前景不可预测，而人所做的经济决策并不是出于理性的决策，是人受到“动物本性”的驱使所做出的不自主的行为。
注2：当地成分要求（local-content requirements）是指当地政府要求外资企业必须根据进口国的要求购买并采用当地的一定量原材料。
注3：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原本是为了帮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陷入经济困难的拉美国家摆脱困境而执笔的一部经济改革主张，一定程度上继承西方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后因各国价值观与时代原因而逐渐失去效用。
注4：跨境敞口（cross-border exposures）是指两国贸易之间产生的不能担保的有潜在风险的资金。又叫跨境风险敞口。敞口（exposures）是指有可能要承受风险的那部分金额，但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有风险。
译者 阿moy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