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和我的妻子告诉我们13岁的女儿，她可以加入Facebook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她的好友就达到了171个，我突然有点觉得我好像亲手把我的孩子推向了“毒品”的边缘。
我不想做个扫兴的人，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德勒分子（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人）。我在一家报社做编辑，这家报社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新媒体，充满了激情与活力。网络吸引并且影响了一个巨大的、遍布全球的观众群，它鼓励人们参与其中，并且从某种程度来说网络能够促进新闻的采集。然而在我们还没有被这种数字化的偶像崇拜压垮之前，我们应当考虑到创新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我在想，这个代价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否就是我们自己呢？
乔舒亚·福尔的畅销书《与爱因斯坦漫步地球》让我回想起我们为了取得发展进步而付出代价的一个例子。一直到15世纪，人们都还被教育要要记忆大量的信息。然而在今天看来，如果你拥有超凡的记忆力，人们则会认为你是个怪人，也再没有听说过谁能够背下整本书了。
之后，马克·扎克伯格时代，古腾堡时代到来了。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打印的信息，记忆的就被我们渐渐的荒废了。然而就如福尔通过训练而使自己成为全国记忆力冠军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具有记忆的能力，知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部分能力并没有被发掘。
有时，适当的妥协是值得的。当然了我并不会放弃背诵下来《米德镇的春天》给我带来的乐趣。然而，福尔的书告诉我们，我们这样一个物种的认知进步并不是必然的。
我的父亲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过工程学，他经常感叹便携式计算器的方便快捷使我们这一代的数学技能渐渐的削弱了。很多人也发现，用GPS导航减少了我们对城市街道的掌握程度，甚至还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方向感。打字几乎取代了书写。Twitter 和YouTube 蚕食着我们的注意力广度。我们仅剩的那点没有贡献给古腾堡的记忆也让与了谷歌。几秒钟就能搜到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去记忆呢？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记忆与学习的罗伯特·比约克注意到，即使对于那些非常聪明并且精通Excel表格的学生，如果不让程序来做大量的工作，他们就无法从数据中找出那些显而易见的规律以及固定的模式。
“除非确实解决了问题并且做出了决策，否则就几乎没有发生学习的过程。”比约克在e-mail中告诉我。“我们不是记录的机器。”
福尔了解到苹果雇佣了一位抬头显示器（飞行员使用的一种透明的仪表盘）方面的知名专家。他想，这是否意味着苹果将要开发一款新的iPhone，将不需要用手指触碰键盘。福尔还想象，最终，指令将直接从你的大脑皮层发出。（苹果拒绝做出评论。）
“这将是下半个世纪的故事，”福尔告诉我，“到那时，我们将变成非常有效率的半机器人。”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把自己的大脑外包给了云端（一种新型的互联网模型）。有利的一面是为我们追求像开心农场以及《真正的家庭主妇》这样“重要的”事情解放了脑力。然而另一个自我却在担忧，这些新技术是否侵蚀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我们对事物的反应能力，对真理的追求，真正的感同身受，以及比政治亲和力更为深刻的团体感。
社会媒体最明显的弊端在于他们具有攻击的干扰。不同于虚拟的壁炉以及在nytimes.com上直播的筑巢的红尾鹰，Twitter 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们引起注意并且给出回应。它是沉思敌人。每当TweetDeck在我桌面上跳出一条新的推文时，都会打断我正在做的事情，让我分神……等等，我刚刚说到哪了？
这些沟通方式转瞬即逝的特点让我对社交媒体更加的不信任。他们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真实体现。我母亲就是这样说那些听不进比人说话的人的。
我甚至都不确定这些新的沟通工具是不是“社会化”的。Facebook上的友谊断然存在虚假，Twitter的连通性也必定有虚幻之处。这些虚拟环境中的话语经过多次传递，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多半是不完全的，或是重复的。看看推文后面的那些回复，就像是在听小朋友吵架：你做的！不是！就是！不是！
有一天，我没事找事的做了一个实验。我发了一条推文“#Twitter 让我们变愚蠢了。说说看吧。”回复中有些人灵机一闪（“感谢这所公开的学校！”），有些很诚实（“这要看你回的是谁的贴了”），还有一些看似有道理的猜测说我的账号被黑了。我还收到了我妻子的回复（“我不知道Twitter有没有把你变笨了，但是它确实让你错过了晚饭时间。赶快回家！”），还有一些只言片语的灌水贴（“呃，不对吧。”“嗯，嗯！”）。对于我的这个小小的挑衅，那些有着深刻见解想要发表的人都选择了不在Twitter上面发表意见。在一个真正的讨论中，信息量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复杂和混乱也是很正常的，有时候还会有人想要劝导、说服对方。而在Twitter上的讨论，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还是对他人观点的包容，实际上都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不管Twitter是否使我们变得愚蠢，都不能否认它确实使一些聪明人看起来很愚蠢。
我意识到我招致了很多人对我的猛烈攻击，包括那些激情澎湃的Twitter控们，包括那些靠着恭维新事物而增加自己威望的老学者，也包括我的同事，他们正在积极的调整社交媒体战略，以扩大我们报纸的影响力。所以，还是让我来澄清一下吧：Twitter其实也是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是推销的好帮手，是捕捉信息的利器，对于爱狗人士乃至革命发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得力的组织工具。通过Twitter，我们总是能够在巨大的信息流中发现意外的收获。虽然我不是个推特控，也很少关注我的Facebook，但是我却很乐意看到有人转发和分享我的写的东西，即使他们的评论可能并不那么友善。
如果我相信Facebook上的友谊和Twitter上的交谈不会取代真正的融洽和真正的交流，就像古腾堡的装置并不能取代我们的记忆一样，那么这些社交媒体的缺点也就不足以让我如此心烦意乱了。在玩Twitter的过程中，那些可能被我们遗忘的东西——复杂性、敏锐度、忍耐力、聪明才智以及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才是关键所在。
越来越多值得信赖的数字化的预言家探索了新媒体给我们的大脑带了什么样的影响。相比大脑来说，我倒更加担心我们的心灵。对于这一点，小说家比神经科学家更能了解我的担忧。Meg Wolitzer的新书《The Uncoupling》中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我女儿即将加入的高中生的生活。
Wolitzer是这样描述的：“这是只有信息却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一代。手拿黄油，却没有面包。急切渴望，却没有长久的追求。”
作者Bill Keller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