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已经成为一个恶谥，举凡僵化、保守、食古不化、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事物，都可以顺手赠给它一顶“八股”或“老八股”的帽子。它还波及到政治领域，共产党内有“党八股”；国民党内有“抗战八股”、“反共八股”。至于八股文，早在明代就受到有识之士的痛斥，甚至说它颠覆了大明的江山。到了八股文极盛的清代，也是它备受指责的时代。徐大椿在《时文叹》中写道：“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这篇俗曲把读八股读伤了的士子们挖苦得无以复加。作者认为八股文造就了一群废品，既无知又无用，连个合格正品的人都做不了，何况做官呢?现在人们更是把它与辫子、缠足、鸦片烟枪归为一类，而且“想起来就令人恶心”。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人们越骂，它就越有市场。近几年来有关八股文的书出了三四种，有王凯符的《八股文概说》，启功、张中行、金克木等的《说八股》，邓云乡的《清代八股文》，现在又再版卢前的旧作《八股文小史》，还有几个八股文的选本也应运而生，几乎可以成为一个系列。这些作者对八股文的态度不同，但都是从新文学理论出发，对八股文的产生、发展、衰落作了有益的探索。新文学家关注与研究八股文，据我所知是从周作人始，他写了《论八股文》，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又把八股文弄为一讲，视为“清代文学的反动”。研究者从文学角度说了许多话，然而，八股文首先不是个文学问题。《儒林外史》那位八股才女鲁小姐的父亲鲁翰林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这是由八股崇拜造成的气迷心，其话不能当真。老一辈的文化人齐如山先生曾说，许多靠八股拿到秀才功名的人连一封简单的家信都写不了，因为做八股与写应用文，不是一股劲。但是我以为也不必过甚地责备这种现象。因为统治者设计了以八股取士，目的不在于训练其写作能力，而是进行思想灌输的一种手段。因而人们说八股文是如何废话连篇、如何枯燥无味、如何“甘蔗渣嚼了又嚼”，写八股文的士子如何愚昧无知等等，这些义正辞严的批判似乎都有点无的放矢、没有搔到痒处。因为统治者思想灌输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更不是造就学问家，而是为他们训练驯服的统治工具、选拔合格的官僚。纵观五百余年的八股取士史(如果加上宋代以准八股文——经义文取士，共八百余年)，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
现代人谈到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往往会嗤之以鼻，实际上它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发明，以至有人说它称得上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文化大革命”闹得举国若狂、发誓要与“四旧”彻底决裂之时，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来访中国。在欢迎的宴会上，这位阅历极丰富的老皇帝不识相地热情赞扬了中国古人的智慧，说他们发明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是很了不起的。这一制度打破世袭制，促进了各个社会等级之间的垂直交流，使得出身下层的人们有个奔头，可以说是给了每个男人(下九流除外)一个潘多拉的匣子。揆之于世界中世纪史，它是非常先进的。即使在公务员制度没有完善的今天，它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官吏的来源问题，对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考试是个形式，考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主持者取人目的密切相关。前面说过，科考是为了选择官员，而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那么考试内容必然是围着儒家经典转，这是讨论科考内容的前提。有人会说唐代曾以诗取士，这个说法不准确：第一，唐以诗取士产生于盛唐天宝间(750年左右)，建中二年(781)又停试诗赋，大和八年(834)又试诗赋。实际上有唐二百余年的天下，以诗赋为考试内容仅一百年左右(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而且在诗赋之外还要加试经史或策论，也没有离开儒家经典(唐代经典还包括老子《道德经》)。第二，唐代尚属于实行科举考试的初期，考什么，怎么考，都在摸索，还没有定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探索，才选定与封建统治者选拔目的最相符合、在选拔过程中又特别具有可操作性的八股文。
八股文的结构、兴衰，读者们可以从《八股文小史》中读到，这里不赘。我要谈的是为什么在八股文中必须“代圣贤立言”。上世纪初章太炎在议论其政敌康有为时说：皇帝嘛，人人想做，毫不奇怪，可恶的是他竟想当圣人。虽然“具曰予圣”(都认为自己是圣人)不行，但是“非圣”、“远圣”则是离经叛道。读书人，特别是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各个等级的应考者，必须把效法儒家圣贤当作自己毕生努力和奋斗的目标。有人说这是束缚思想，是的，对于普通人来说紧箍咒是不能乱施的；可是对于只对上负责的封建官员来说，如果在其灵魂深处没有栅栏、没有一个无形的牢笼，那是不可想像的。传统的中国不是法制而是人治，即使有法(主要是刑法)，也主要是为老百姓准备的，先秦就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官僚队伍的健康就是个大问题。在中央还有言官、三法司，对官员起到一些监督作用，例如明清两代政局安定时期，在京的官员很少敢涉足秦楼楚馆的，因为御史的眼睛都在盯着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至于地方官，由于天高皇帝远，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依靠道德的自我约束就成为保证官吏们不离大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一点对于准备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是要从娃娃抓起的，学八股、写八股的目的就在此。八股作者们每当提起笔来就要进入圣贤的角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训练，儒家圣贤的政治主张、道德理想、人格典范大多都会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主宰了他们的灵魂，并自然而然地支配了他们的行动。尽管在以八股取士的五百多年中，贪官污吏、乱臣贼子也是层出不穷，但从整体上来说，多数官僚还是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否则封建社会不能支持那么多年。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人口极多，地貌复杂，交通不便，明清两代都维持了二百六七十年，主要就靠大多数地方官员自觉地(这只是相对说)维护朝廷的方针大计，不另搞一套。近代学者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符合封建规范的。所以尽管科考内容几经变迁，只有在选定八股文为考试主要内容之后，才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八股文也就成为应用最多最久的一种文体。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写八股出身的官与不懂八股的捐纳官、文化不高的“吏”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后者与前者的区别(现在一些历史学者在研究封建官吏的腐败时，往往注重了官，而忽视干坏事更少障碍、并更具有干坏事能量的“吏”)。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是尽人皆知的。清代道光皇帝说，对于捐班(指捐钱而得做官的人)，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这个道理皇帝也知道。
有人说这种“代圣贤立言”的文章没有给读者以新的信息，而说话作文的目的在于传达信息，那么没有信息可传达的八股文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废话。这种责备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种可以说是废话连篇的文章也传达了一个最大的信息，那就是作者对于朝廷、对于儒家学说的忠诚和他们学做圣贤所达到的程度(当然这种空言并不完全可信，但长期说这类话、长期沉浸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也会对其情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类“废话”。“文革”中的大量的学用文章、致敬电、效忠信、表态文章，也属于不传达任何新信息的，文中的内容也都在题目上，谁也不敢作离题的发挥，不敢自己独立造词造句，甚至不敢擅自颠倒语序。例如有位领导干部把“灭资兴无”改为“兴无灭资”(这样更顺口一些)，就因此而遭到批判斗争。这类不传达信息的文章是远离文学的，其中以八股为最。言志缘情、形象思维都与它不相干，最重要的是不能表达属于个人的情感与思想(否则怎么“代圣贤立言”呢?)，而个人性、独特性是文学的灵魂。蒲松龄写得那么漂亮的文章而中不了举，就是因为他不能远离文学。他的童子试题目为《蚤起》，其“起讲”为“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于朝，小人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者，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所视者，非放达之高士，则深闺之女子耳”!这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如出一辙。如果当时山东学政不是大诗人施闰章(他是爱重文学的)，这样充满感慨与讥刺的八股文是不会中式的。蒲松龄的科考上得意仅此一次而已。
因为八股能给读书人带来富贵，许多缺少社会关怀、意在猎取富贵的人们，是除了几本儒家经典和时文墨卷(即八股文)之外什么书也不读的。而八股题目又在“四书”里转，特别是在童生考秀才的时候，多出小题(即字数极少的题)，童生水平又较低，所以常常出些笑话。如有个童生应试作文引《尚书·秦誓》“昧昧我思之”，误为“妹妹我思之”。试官也有趣，在文旁批曰：“哥哥，你错了。”有文题“事父母”，八股的第二股“承题”都要就第一股“破题”之义而阐明之，于是有应试者写道：“夫父母，何物也?”阅者评曰：“父，阳物也；母，阴物也。阴阳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有些小题就一个字，如有以“鸡”为题者。像这样的题能发挥什么经义、代什么圣贤立言?但应试者也要做。有的“中股”就有这样可笑的句子：“其为黑鸡耶，其为白鸡耶，其为不黑不白之鸡耶?”批阅者调侃曰：“芦花鸡”。其后股写道：“其为公鸡耶，其为母鸡耶，其为不公不母之鸡耶?”批者曰：“阉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没话找话”(启功先生对八股的评语)，是八股中最下乘者。
附：八股文释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韩菼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破题)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承题)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祗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起讲)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情相待也。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
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提比)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出题)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中比)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过接)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菼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
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后比)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束股)
【解析】
八股文又称“四书文”，其题目都出自《四书》原文。这个题目就出自《四书》中《论语·述而》。题目字数可多可少，多可选用其中的一段话，甚至用几段话合成一个题目；短的可选用一两个字，甚至一个圈点。一两字的题目叫做“小题”，只有考秀才、或秀才“岁考”(秀才每年都要考)中用，乡试、会试这样重要的考试不会出这样的题。另外还有“截搭题”，是上句的下面的文字与下句上面的文字连在一起出的题目。比如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来的“说乎有朋”就是截搭题。不过许多小题、截搭题属于怪题。在当时也受到舆论的批评。但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因难见巧，怪题难，更可以显出作者的巧思。例如考官出了“○”作为题目，这只是书中的一个圈点，有的考生“破题”说“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人道本乎天道，把没有意义的一个圈说得有意义了，非常巧妙。这也是八股的特征：“没话找话”。
韩菼的这篇文章是清代八股文中比较规范的一篇，题目不怪，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讨论古代士人用舍行藏两种生活选择的。“用”就是被统治者所用，出仕做官就是“行”；“舍”就是不被统治者任用，回乡隐居就是“藏”。孔子奉行中庸之道，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在众弟子中他认为只有颜回(字子渊)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他对颜回说，人家用你就出来好好做官(孔子心目中的做官有实行自己社会理想之意)，不用就安心地回家隐居(有坚持理想之意)。这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做得到啊。
八股文的题目就是对此文内容的界定。全文只能就题目展开，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仿佛挖井，从井口到井底要一样粗。此题只能讨论“用舍行藏”、孔子颜回以及孔对颜说，这些问题。八股文有一定的程式和字数。关于程式的名称在文中已一一注明。
“破题”是指开篇的两句(个别有三句的)解释或概括题意，但要换个说法，不能题面重复。如果重复那叫“骂题”。破题是全篇最重要的。破题好，一开篇就给阅卷者留下好印象。特别是参加考试(八股是做官的敲门砖，只有考试用，平时无用)，考官一天要看上百份的卷子，开头不好，马上就扔在一边了。开头好马上就抓住人了。例如有人作“子曰”这个题，破题为“匹夫而为百代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苏轼《韩愈庙碑》的两句。上句切“孔子”，本是平头百姓(匹夫)，却成为百代师表；下句切“曰”，本是普通的一句话，却成为后世的行为准则。
这篇文章的破题也很好。“圣人”指孔子，“能”指颜回。“行藏之宜”，指恰到好处的“行藏”。“微示”二字不仅体现孔颜的师生关系，也突出了颜回的悟性，响鼓不用重锤敲。
“承题”，是用三四句话进一步阐明题意。此段言孔子讲的关于行藏的道理，人们很难理解、效法，只有颜回对它稍有把握，所以孔子才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起讲”，从文章说是第三段，可是从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这个角度看，它是文章的正式开始。从这段起，文章都要模仿圣贤语气说话了。所谓“圣贤”就是《四书》的孔子、孟子及其弟子。本文是以孔子语气说话的。
起讲是散句，可以不对仗，全段不能超过十句。本文的起讲可见孔子谆谆善诱的情态。他说：人的一生中，可以任人自取的机遇不过一两次而已，追逐无穷际遇而得手者并不多。我自信在如何对待人生际遇的道理上还有些体会，只是个人心得无人与我分享，只能寄之于歌吟排遣，幸而现在遇到你(指颜回)，可以一谈了。起讲表面上只分析“惟我与尔”，没有讲“用舍行藏”，但它包含在“独得”、“独处”这些话语中。
“提比”，起讲只是个过渡，提比则正式开始入题。
提比着重剖析“惟我与尔”，点明人需要益友与知己。孔子说，颜回，许多人终生努力追求的道理，终不能明，等待着他人的启发；专心静观内省也许心得很少，不知道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体会很深了。是因为人生在世就需要朋友切磋，还是由于神明的交感，学问之道不容私密呢！这组对句描写了获得知音和得到沟通的喜悦。
“出题”，提比中把“用舍行藏”隐蔽在剖析“惟我与尔”之后，在“出题”中把它引出来，并为“中比”作准备。在孔子看来“行藏”不单纯是做官与不做官问题，孔子有一种天赋的使命感。因此谈它必然与“天时”、“人事”和自身的经历遭遇联系起来。有唤起下文的作用。
“二小股”，提比之后本为虚比，这样“提、虚、中、后”各两股，凑为八股。清代以后，虚比逐渐被忽略，八股实际成了六股。这篇的两小股，实际上是“虚比”遗意。
这组对句分析“行藏”，兼及“用舍”。因为行藏在自己，用舍由形势。孔子说急(汲)于行会跌到，迟迟(需)于行则会停滞不前。这与不“行”一样。为藏而藏(一于藏)，行动迟缓；坚决深藏而不出的是懒人。他们都是无所谓藏不藏的。孔子拎出的这四种人都不是他所认同的。因为他们的“行藏”是没有思想性的，他们既不是“功名中人”(建立功业)，也非“泉石间人”(抱道归隐)。而孔子的行藏观是后来孟子所概括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就是被任用；“穷”就是被舍弃。因此孔子说的行藏都是有理想道德支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藏。这组对句从反面拎出一般的行藏作对照。
“中比”，是文章主体的主体。从正面讲“用舍行藏”的“拟而求之”(寻求学习)“身为试之”(运用传播)，这是从“知”到“行”的。孔子的“用舍行藏”观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他说自己在诗书流连中，通过“穷理观化”和亲身到“用舍之交”的实践中体会，这样才有所心得，故可以自处自慰；孔子说不仅要身自实践，还要传播这些观念，自己在周游列国与日常周旋中给弟子稍作指点和为他们做表率，但都没有引起关注，没有同学者，只能自思自叹。现在颜回与我彼此会心，相对忘言，还能有所质疑，互相启发。真是足以相互慰勉啊。“中比”主要讲“行用舍藏”，但最后仍归到“惟我与尔”。
“过接”，是个过渡句。意为：这样我想到了自己的体会，想到了与你互相启发。承上启下。
“后比”，进一步申说“惟我与尔”。这组对句的上句说，我们都能总揽事物的变迁，能够独立自主，任凭形势之变，而能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用舍是外界的事，不能改变我们内在的品质，这是最大地实现了本来的自我(性分之素)；下句讲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和参与神明之变，那么连砥砺道德、加强修养、不注重气数命运的变化也都是小事一端了。这是进一步超越了自我。从文章角度说，这是“宕开一笔”，留有余味。
“束比”是结语。“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是照应题面：是这样吧！惟有我们两人对此有所理解。这时颜回在喜悦中默默领会了老师的教诲。
八股文本来是一种很死板僵化的文体，但此文却写得感情充沛，文笔生动，对仗工稳。文中的孔子循循善诱，又能自我解剖，是位好老师。“提比”、“出题”中的“回乎”、“回乎”，“过接”中的“念夫”、“念夫”，都回荡着感情的涡流。本文对仗在意义和声调上都很讲究。没有上下句意义重复的“合掌”，其思想内容有递进。八股的对仗不同于骈文的对仗，更有别于诗词的对仗。它是散文的对仗，其中很少有骈文和诗歌对仗的跳跃性，读时不觉其为对。这种对仗没有华彩辞藻，但它同样是音调铿锵，富有音乐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