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 “公园”、“动物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
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创办，使国人对这类“公共”有初步认识。而中国人兴办“公园”，则是1905年清廷“新政”的产物。其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京师万牲园”于1907年7月正式接待游客，这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动物园。但直到清朝灭亡，京城依然没有“公园”。清亡之后，这些名胜仍为民国军政机关所用。但从1914年夏起，京城一些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1924、1925、1928年，颐和园、北海和景山也相继辟为公园，对外开放。
但“公园”在我国的历史毕竟不长，“公共”与“政府”、“官方”远未界线分明，在“官本位”体制下，“公园”很容易又成为“官园”。
在文革中的1971年2月末，北海、景山这两个开放了近半个世纪的“公园”突然关闭，重新收归“官园”，并且未作任何通告启事。或许，在宗旨就是“全面专政”的年代，掌权者认为这是“官产”而不是“公产”，可以任意处置，根本无须让民众知晓或听取民意。除北京市民外，大多数“全国人民”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几乎传达到每一个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才知道这两个公园被关闭的。“材料”的第四部分有一小节的标题是：“毛主席刚逝世江青外出游说放毒，吃喝玩乐”，登有江青10月3日在景山公园游玩的相片。另一小节的标题是“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王洪文钓鱼、打鸟取乐”，据王原来的警卫员揭发说：“反党分子王洪文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在文革淫威下，人们对“公园”再成“皇家花园”敢怒不敢言，只能道路以目。文革结束后，北海、景山于1978年3月1日重新开放，再成“公园”。
1978年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拨乱反正”的新政策出台、新变化发生。与许许多多重大事件相比，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重新开放的消息确乎微不足道，现在早被遗忘。1978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三月一日，北京城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刚刚修饰一新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在欢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利召开的日子里，重新开放了。”而3月3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则更有当时的“时代气息”，值得详录：“春回大地，阳光灿烂。重新开放的北海公园，游人如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对北海公园重新开放极为关怀，多次做重要指示。成千上万的游人，热烈欢呼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胜利召开。在摄影展览室中，各界游人仔细端详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幅照片，脸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在《十月的螃蟹》照片前，笑声朗朗，表达出粉碎‘四人帮’后的由衷喜悦”；“数不清的工农兵群众、科技工作者、爱国人士、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他们站在白塔的白玉石栏杆前，凭栏远眺，伟大的首都，气象万千，生气勃勃，满城春色，顿感心旷神怡，豪情满怀。有的青年男女不由地唱起《交城山》的歌曲：‘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前程放光辉’”。最后一段写道：“大自然的美与人们的欢乐交织在一起，广大群众由衷地感到生活在华主席身边的幸福。一个青年在意远亭上即景赋诗：山水多娇春常在，抓纲治国花盛开，满园春色庆胜利，古园新貌人民爱。”
北海、景山重新对社会开放，看似区区小事，然而当年却是经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吴德等最高层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才得以实行。还园于民，确是深得民众好评、大得民心之举。
从1978年到现在，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这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30年。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公园”的命运中。
百年前兴办的“京师万牲园”，建在昔日荒凉的 “西郊”，所以在1949年改名为 “西郊公园”，1955年命名为 “北京动物园”。近百年来，它已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当年的“西郊”早已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闹市。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之中，北京动物园自然为城建商业开发所垂涎。其实，这些年来北京动物园已被蚕食，但有关方面并不满足，经过一番运作之后，北京市有关方面在2003年决定动物园搬迁到距离市区35公里的大兴县，并一直要求动物园对搬迁“保密”，甚至一些动物园的员工也是在媒体披露后，方才知道动物园可能迁走。
然而，就在动物园搬迁悄然酝酿、即将拍板的情况下，由民间环保群体通过互联网自发组建而成的公益网站“绿网”在2004年春首先披露此事。网上激辩最终引起传媒注意、报道，进而引进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民间环保组织、法律人士、学者、普通市民、动物园职工、中小学生、人大代表、各种媒体纷纷就此事发表意见、评论，反对搬迁。人们批评有关方面擅自决定动物园搬迁、并对公众“保密”的做法在程序上有很大问题，漠视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许多人指出，搬迁作为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其决策权应在公众一致同意授权的人大，而非政府部门。政府有关部门漠视纳税人供养的社会公共财产知情权，不经公共讨论，在严格保密状态下就做出了搬迁北京动物园的决定，不能不使人质疑其动机：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何要对公众保密？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只有在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经过广泛充分的公共讨论后，才能决定是否搬迁。正是在这种“公众”压力下，北京市有关方面从善如流，起码暂时停止了北京动物园的搬迁。
从1971年“人不知鬼不觉”地关闭北海、景山公园，再到今天北京动物园搬迁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应，并形成强大压力，使有关部门开始与公众对话、情愿不情愿地改变、哪怕是暂时改变原来的决策，其中可以看到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看到中国“社会”开始重建，“公共领域”开始发生作用，因而意义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