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领导人到底是谁？这本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因为只要当时有文告，就一定简单，但由于历史叙事的变化，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故而就成了复杂的问题。复杂而复杂，试图简而言之，反使接受复杂而复杂之信息的人不容易明白，甚而以为荒诞，所以，欲使人清晰之法，只能循历史叙述演变之途径，循序给予一一复归，或可达到令人明瞭之目的。
一，法定遵从的领导层。
所谓法，一为颁令，二为契约。人类之法，无非这两种。颁令属于权力、服从，契约属于洽商、襄赞。无论契约，无论颁令，都属法定。法定有国家法之法定，有非国家法之法定，两者切合，就是合法；两者冲突，就是非法；后者违背前者，就是违法。违法而为法，中国古代就称造反，比如陈涉、吴广与众刑徒约法“大楚兴，陈胜王”，这种违法之法就是造反。造反而采武力，或可叫暴动，或可叫起义，1927年8月1日南昌的造反，当时既称南昌暴动，又称南昌举义，今天则称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颁布的法，关于领导机构和领导层，内容如下：
1，最高领导机构为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政治、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为贺龙、经亨颐、何香凝、朱晖日、黄琪翔、张曙时、徐特立、宋庆龄、于右任、郭沫若、陈友仁、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澎湃、江浩、苏兆征。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为主席团，主席团成员为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主席团主席为谭平山，也即谭平山为南昌起义最高政治、军事领导人。
2，革命委员会各分工机构及领导人：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宣传委员会，主席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席林祖涵；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秘书长吴玉章；参谋团；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
3，具体分工领导军队工作的为参谋团和总政治部，军事由参谋团具体负责领导。参谋团委员有刘伯承、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蔡廷锴率兵脱离后改为邓演达）。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政治部最高领导人则为郭沫若。朱晖日未安排职务。
4，作战部队序列及将领：全部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为序列番号，总指挥张发奎，代理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黄琪翔，代理前敌总指挥叶挺。下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军长叶挺；第九军，军长韦杵。
二，法定实际的领导层。
所谓法定实际的领导层，也就是在位的法定遵从的领导层，比如宋庆龄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既然已经将她列为法定遵从的领导人之一，如果她来到南昌，则自然是法定实际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去掉不在位的人员，就是法定实际的领导人名单。
革命委员会委员中不在位者：经亨颐、何香凝、朱晖日、黄琪翔、宋庆龄、于右任、张发奎、邓演达。革命委员会各分工机构领导人全部在位。军队除张发奎、黄琪翔、韦杵外全部在位（三人职务后由贺龙、叶挺、朱德正式担任）。未在位的朱晖日军长职本就由叶挺取代。
这样，南昌起义法定的实际领导人就清晰了：
1，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谭平山。主席团成员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革命委员会委员贺龙、张曙时、徐特立、郭沫若、陈友仁、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澎湃、江浩、苏兆征。
2，除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外，军事领导人为贺龙、叶挺、刘伯承、周恩来、朱德。蔡廷锴中途退出，可以不算。
三，中共中央与南昌起义领导人。
在理清南昌起义法定实际的领导人名单后，南昌起义领导人到底是谁就应该不再是什么问题了。在这批名单中，贺龙、郭沫若本不是中共党员，南下后期加入中共。始终不是中共党员的领导人，只有张曙时、陈友仁两人，因此，南昌起义的实际权力基本掌握在中共人员手上，这样就发生了矛盾：一方面，南昌起义领导机构设置并非中共组织，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基本是中共党员，其地位和言行就受着自己在党内身份的影响和制约。不过，不能过分理解中共党员党内身份对外公开法定身份的影响程度，更不能将党内身份取代公开法定身份，那时候中共党内集权程度还不严重，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也没有完全确立，正处于过渡状态。
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所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候补委员为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增补李维汉。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设立在武汉，所以中共中央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是这些人员中在武汉者。7月15日汪精卫“分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辞职隐居，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主持成立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具体为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张国焘、周恩来两人手上，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成为中共老二。但是，临时常委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仅仅只是应变形势需要的临时机构，并不等于否定“五大”政治局的合法性。因此，尽管蔡和森、瞿秋白不属于临时常委，但依然可以拥有相应地位（实际上这之后瞿秋白很快就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并在“八七”会议上得到合法性确认），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谭平山和候补委员的苏兆征、陈延年同样如此。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及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和叶挺在九江决定进行暴动，并很快通知瞿秋白和张国焘、周恩来。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周恩来又随即组织由聂荣臻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军委，聂荣臻先行出发赴南昌进行工作。不久，周恩来、张国焘也先后赴南昌（李立三也再赴南昌），武汉中共中央则由瞿秋白、李维汉负责。于是，在南昌起义队伍中，中共中央临时常委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中共“五大”政治局委员有谭平山，候补委员有苏兆征；中共“五大”中央委员有恽代英、邓中夏、澎湃、贺昌。
从中共角度来说，当聂荣臻到达九江、南昌之前，领导人是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李立三此时已经赴武汉）。当聂荣臻到达后，聂荣臻成为代表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但聂荣臻在党内地位太低，并不足以担当起领导人责任，说话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实际只能受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领导。当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到达后，中共角度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周恩来则作为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具体负责起义行动。由于张国焘负有阻止起义的责任，受到大家强烈反对，尽管作出了同意起义表态，但失去了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威信，成为张国焘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之一，周恩来则成为南昌起义事实上的党的最高领导人。
四，作为起义最高领袖的谭平山。
中共南昌起义领导人并不等于南昌起义实际的领导人。南昌起义叙事至今最为谬误的地方在于，由于这一革命是由中共领导的，以为就可以用中共领导人替换为起义领导人。如果中共领导人就是起义领导人，那么，南昌起义法定遵从的领导层为什么就会与此发生不同呢？周恩来为什么当时没有被宣布为南昌起义最高领导人呢？要知道，当时可不是党可以左右一切的时代，可不是非法定名义的党的领导人可以把法定名义领导人当作傀儡的时代。
南昌起义尽管是由中共策划和主导的，但是，既然当时中共没有决定以独立身份出现，那就仍然需要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面目获取起义合法性。所谓革命委员会，给予宣布的不是中共名义，而是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最高领导机构）名义宣布的。叶挺说：8月1日“由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特别委员会的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及军事委员会（注1）。所谓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就是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仍然是以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领导为合法基础的，由于其事实上并不接受这一领导，所以，实质就是从国民党角度的另立中央，只不过操纵另立中央的是中共人员而已。正因为这样，将并不在位的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邓演达等国民党著名人物列入革委会，才是必须和可以有合理解释，才并不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然，岂不是南昌起义在位的领导者们的思维混乱到了极点？
虽然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合法基础，但既然是另立中央，而实际南昌起义又是中共策划和主导的，最高领导人如果由国民党人担任，中共又怎么愿意？由于这时候中共要员基本也是人所周知的国民党员，这一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他们可以国民党身份而另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但是，这样就不能完全按照这些中共要员在中共内地位确立南昌起义领导人，必须要参照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尽管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中共党内已经处于核心领导人层次，但最具备资格的只能是谭平山，他们都不具备与谭平山竞争的足够资格。
谭平山早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就是国民党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党员另有李大钊、于树德）。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会议上，谭平山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党员另有林祖涵）。宁汉分裂前，1927年3月的国民党“二届三中”会议上，谭平山继续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党员另有吴玉章）。虽然南昌起义前夕的1927年7月谭平山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中共人员具有的最高地位及其号召力，这恰恰成为他作为领袖另立中央的合法性理由。尽管林祖涵、吴玉章也具有接近的地位，但在中共党内他们的地位则无法跟谭平山相比（谭平山从1920年起就是中共广东地区领袖，“三大”、“四大”都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五大”也是政治局委员），而他们在南昌起义队伍中的支持，恰恰又可以成为谭平山另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一种合法性理由。
综合而言，从南昌起义作为一次新的国民革命，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次另立中央的革命，中共领袖层人物中，再无一个人比谭平山更具有合法性资格。因此，尽管谭平山已经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作为中共中央老资格的领袖人物之一和政治局委员，他成为南昌起义名义上和实际的最高领袖，都是无可竞争的。事实上，7月20日决定起义也正是由谭平山召集并决定的。尽管周恩来、张国焘及李立三到来后未必心甘情愿认谭平山为最高领袖，但8月1日起义后宣布领导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并不能对谭平山作为最高领袖的地位进行挑战。张国焘直至晚年仍然不得不承认：“南昌暴动发动以后，
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来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注2）
不仅谭平山是南昌起义最高领袖，而且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也并不能担任次一级的领袖，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不在位者当中，具有领袖资格的人可有宋庆龄、于右任、张发奎、邓演达，但既然他们不在位，也就无法担任主席团成员，只能加入委员名单。革命委员会委员在位者当中，吴玉章资格老但年龄偏大，林祖涵有同样问题且处事方式一向难以服众，再去掉有一定影响但毕竟比较欠缺的张曙时、陈友仁，其他人虽然在中共党内影响力较大而有地位，但在当时并不能跟言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恽代英、郭沫若比。作为全国无数人崇拜对象的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用说了，就中共这些人而言，当时恽代英的影响力也决非老资格的张国焘可比，更不是李立三、周恩来所可比。贺龙当时在国内政治界并没有什么好名声（被认为是全国著名的“土匪”之一），但他是南昌起义将领中地位最高者，且鼎鼎大名，作为军人进入主席团只能是当然选择。
简言之，南昌起义最高领导人为谭平山，次之为恽代英、郭沫若、贺龙。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都不能轮上。
五，军事领导人。
革命委员会拥有政治、军事最高权力，具体掌握军事权的部门为参谋团。所谓参谋团，是革命委员会进行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并非中共军事参谋机构。如果不搞清楚这点，那就成一笔糊涂账了。
刘伯承作为参谋团参谋长，似乎是军事最高领导，其实不然。贺龙、叶挺作为起义部队两名主要指挥者，是当然的参谋团成员，这样，刘伯承就等于是他们两人的参谋长。贺龙、叶挺本来就有自己的参谋人员，刘伯承作为参谋团参谋长主要是为贺龙、叶挺指挥起义军整体行动进行参谋。周恩来并没有军队指挥权，但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出身，所以加入参谋团。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方面领袖，所以，他加入参谋团就是中共中央试图在南昌起义中掌握军事实际领导权，这样，刘伯承就更主要是谭平山、周恩来的参谋长。从具体分管军事来说，南昌起义军事领导人排名应该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如果考虑政治部，就可以再加上郭沫若。
朱德是个比较特殊人物。他是南昌起义将领中资历最老的，贺龙、刘伯承都弱于他，但朱德仅仅是个手上没什么兵的空头军长（先为第九军副军长），备受人们尊重，实际并无什么权力。朱德的发言权是在南下过程中，通过所表现出的经验、能力和影响力得到人们认可，才逐步获得的（起义军南下时喊的口号之一是“打到朱培德，拥护朱德”，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喊出的树立个人权威的口号）。不过，从军长名义角度，认为他是排在刘伯承之后的军事领导人，也并无不可。参加起义并始终尊敬朱德、后来成为朱德嫡系大将的龚楚并没有贬低朱德之心，但1954年他强调说：“今天，中共所有的党史资料中，故意歪曲的记载：八一南昌起义是朱德领导的。不过是借此来提高他的声誉和稳固他在中共军队中的‘正统’地位而已。”（注3）
六，起义后相关重要人员的领导人叙事。
1，张太雷：“在南昌开会时，平山同志主张干……（中央）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运动成为平山所领导。”（注4）该说法是党内人士最明确之承认谭平山为南昌起义名义的和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作为叙事人的张太雷很不服气。
2，李立三：“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加入国民政府常委委员之中。”（注5）该说法显然不满谭平山，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谭平山为当时南昌起义最高领袖。
3，张国焘：“国焘当时常思及本人不能得同志信用，至令平山同志轻视中央之意，自我而损失中央威信，心中引为深懊。”（注6）显然，张国焘是把谭平山作为南昌起义期间最高领袖和主要政敌，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更是进行了明确。
4，叶挺：“周恩来及恽代英同志奉党令由汉口来南昌，与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并由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注7）“（8月1日起义胜利后）由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特别委员会的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以谭平山为主席，以贺龙、叶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亦为军事执行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注8）作为军人的叶挺视谭平山为最高领袖，并习惯重军事指挥权，在军事领导人中将贺龙和自己排在周恩来之前，刘伯承排最后，不提朱德，完全符合军人角度的基本事实。韩麟符是中共党员，在中共内部地位不高，当时没有列入南昌起义领导层名单，但他是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从国民党角度有比较高地位。
七，从指导到领导——中共中央的性质叙事
1，中共中央：“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注9）中共中央从党的利益角度，强调“我党指挥机关”。尽管如此，并没有说是“领导”南昌起义。
2，在不久后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明确为是“指导”：“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注10）中共“六大”进一步明确为是“南昌暴动指导机关”（注11）
3，1933年6月30日中央军委明确中共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注12）这一“领导”定性维持至今。
综上，南昌起义前后中共中央都只是承认中共在起义中起的是“指导”作用，占据的是“指导”地位。直到1933年才改变为认为自己是“领导”。
八，尽量回避的领导人叙事。
仅仅在1927年11月，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袖谭平山就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因此，尽管中共中央后来从“指导”到“领导”强调中共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但具体的领导人叙事则越来越成为非常尴尬的事情，长期被努力回避。
这种尴尬当然是政治的。最高领导人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其次的领导人恽代英在党内地位并不高，且1931年就被杀，承认郭沫若、贺龙为最高领导人则不能体现中共领导地位；再次一级的领导人中，张国焘、李立三后来都成为了所谓错误路线代表，林祖涵的党内地位则不足以代表中共，只有周恩来具有资格，但从政治角度把他说成南昌起义领导人也不妥，且他始终在中共党内有着微妙角色。因此，当不得不要具体，只能从军事角度谈，按“贺叶部队”或“叶贺部队”来说。直到1944年，朱德仍然从军事角度按照此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我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注13）在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起草的、全面总结中共历史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是完全回避掉了这一重大敏感问题。
九，胡乔木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1951年6月22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中这样表述：“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领在党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这并非胡乔木个人的叙事，该文是毛泽东安排撰写，并由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审定，因此，完全代表了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叙事立场。
该领导人叙事用词非常谨慎，避开了“指导”还是“领导”，避开了政治叙事而实际采取军事叙事，用军事叙事也避开使用“指挥”一类语词，而使用“率领”一词，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用“影响”一词。但是，这一叙事事实上成为了以后官方党史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叙事的基础，从此，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就被限定为了周恩来及军队将领（不包括政治部领导人郭沫若）。
按照这一叙事方式，叶挺被排在贺龙之前，以在符合历史基本事实前提下强调军队的中共属性（尽管贺龙是后来中共武装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27年8月1日时毕竟还不是中共党员）。在这一基础上，南昌起义由中共“影响”的定性必须由周恩来排第一位保证。尽管如此，当红军完成长征直至1951年以胡乔木名义不得不进行南昌起义叙事时，周恩来在中共的实际地位并不能跟毛泽东、朱德相比，中共既作为政党又作为一种武装力量乃至政权，已经就是“朱毛”，朱德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又一个“神”。毛泽东与南昌起义无关，作为后叙事的合法性就只能由朱德获取，朱德的困境是当时从军事角度在南昌起义并不是最主要领导人，但毕竟也可以算领导人，为了满足合法性问题，排到了叶挺、贺龙之前。吃亏的是刘伯承，由于当年起义时在党内地位不高，且只是参谋长，并非主官，连名字也不能被列入。
十，“文革”后军方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中共的朱德崇拜在1950年代后期逐步被消除，毛泽东崇拜在“文革”后被略微冷却，但周恩来崇拜则进入高潮，同时，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扬也成为一种道统叙述，这样就需要重新对南昌起义进行叙事。在进行道统叙述中，政治叙事面临非常多的困境，因此，一部中共党史越来越类似于军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军人或有过军事经历者的地位变得从未有过的崇高，这是官方历史话语探寻到的一个最少异议和回避争执门道。
既然如此，军方话语的意义就非常重要。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军方叙事的代表作应为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编写组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写组1978年8月修改的《南昌起义》一文，其中叙述为：“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同志，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也是起义的领导。”（注14）
这一叙事基本继承了1951年的胡乔木叙事，但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周恩来不仅排在第一位，更是将他突出出来，与朱德等人分成了两个等级；二是加入了刘伯承。仅仅从军事而言，应该说这一叙事是比较完整，接近了历史原貌。但仍然有两个问题：一，当从军事而不是从党的角度，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是属于两个等级的吗？二，朱德即使从名义的军队主官角度可以排在刘伯承前面，但可以排在贺龙、叶挺之前吗？
不过，尽管如此，军方这一南昌起义领导人叙事模式由于相对完整，成为了至今最为流行的话语模式，只不过人们未必将周恩来突出出来跟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分为两个等级。
十一，中共中央“文革”后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胡乔木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充满了难以自解的矛盾，“文革”后中共中央改变了叙事方式，经典文件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关表述是：“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这个表述用非常含混的语言进行叙事，周恩来的领导既可以让人们理解为党的领导，也可以理解为军事领导，最后落脚在朱德身上既突出了朱德，又没有违背历史事实。尽管说周恩来的领导地位可以进行讨论，但落脚在把军队血脉保存下来的朱德身上则绝对不错，因此，这一领导人叙事从维护中共自身利益而言，是非常奥妙的。当然，这一叙事不过是文字游戏，并不客观、全面反映历史本身事实，不过，这文字游戏确实做得比胡乔木1951年游戏高明多了。
2013/8/29写于沪上。
此文前半部分曾于2013/9/15在腾讯网“大家”栏目发表。
注释：
1，见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81。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299。
3，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1954年。P62。
4，张太雷：《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10-11。
5，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35。
6，《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56。
7，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80。
8，同前，P81-82。
9，《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20。
10，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 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79。
11，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4册 192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07。
1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9册 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17。
13，见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4，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