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边疆研究前后相承，嬗变特点鲜明，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亦有较多的发展差异。伴随着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和边疆研究的发展，“边疆学”、“边政学”这样以边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或专业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边疆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构建，虽有学术发展主观的多维复杂因素参与其间，但必与时代或时势要求密切相关。新时代的中国“边疆学”虽是由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而形成，但在今天的时代场景下，它更是重大现实关怀的需要，其基本路径应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重点考察，但不可否认的是，边疆史地研究仍是“边疆学”构建的基石。
中国的边疆研究由来已久，但近代意义的研究却始于清末民初，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时局及内在学理诸因素之影响，边疆研究广为国人关注，“边疆”、“边政”等词不时出现于各类期刊及报端，学科意义上的“边疆学”、“边政学”概念也先后被提出，边疆研究的嬗变及其学科构建呈现出复杂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形态与学术思想变化的内在密切关系，亦可为当代边疆学的建设提供启示。
1924年，时人有论：“中国之学术界，在最近二十年，实为大蜕变大革新之一时代。其蜕变革新也，实由种种重要关系所促成。纵的方面，则历史关系使然也；横的方面，则环境关系使然也”。此论虽是对清末及北京政府时代学术思想演变线索之总结，其实也是整个清末民国时期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整个民国时期，边疆问题持续发酵，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形态及研究发展前后相承，不同阶段的嬗变特点鲜明，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亦有较多的发展差异。
首先，政府及社会各界对边疆问题严峻性、重要性的认识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存在差异，边疆研究呈现出由相对零散到较为广泛的发展特征。北京政府时期，政府及社会各界虽表现了对边疆问题严峻性、重要性的关注，但边疆研究相对零散；发展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边疆问题因抗战爆发逐步演变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之关键，举国瞩目于此，边疆研究亦不断发展并渐成高峰。
由于清末民初西藏、外蒙古等边疆民族问题不断出现，且呈现出日益困难的景象，北京政府及社会舆论都对此表现了相当关注。就政府层面而言，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先后以“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为口号，试图统合边疆民族而巩固疆域。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即表现出摆脱“对于边疆意存漠视，以为有其地不足以王，得其民不足以霸”思维的景象，认识到边疆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强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22行省及西藏、内外蒙古、青海为中华民国领土；袁世凯也发布临时大总统令，表示对边疆民族地区，中央政府将“统筹规画，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社会舆论方面，《东方杂志》、《申报》等都广泛报道边疆民族问题，促进了社会各界对边疆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入；尤其此时外蒙古、西藏、新疆问题突显，对其关注尤多。不过，整体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之前，虽然亦有重视边疆问题的呼声，但限于客观形势，政界及学术界对边疆问题关注有限。关于此点，一直关注边疆问题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1930年曾言：“从事研究中国边地开发与内地开发者，实属甚鲜；退却一步言，真能指陈中国边疆之实况者亦不多见”，中国“缺乏研究边疆问题”。戴氏之语，正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边疆研究零散状况的扼要表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巨大，边疆问题在抗战时期演变为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议题，各界广泛关注，研究群体逐步扩大，逐渐形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国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大致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其一，在2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1929年“中俄问题（中东路事件，引者）以来，国内人士对于边疆渐起注意”。其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达致极点，即“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这几年中国全部边疆显然交了多事之秋”。其三，西南、西北地区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政、学各界普遍认为边疆问题“就是中国存亡问题”，“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边疆研究亦日益发展，边疆研究的群体规模、研究机构及团队都不断扩大。
其次，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形势下，民国不同时期政府层面对边疆问题的应对及组织研究的力度差别明显。北京政府不论是对边疆问题的应对，还是边疆研究的组织实施方面，都呈现出“力不从心”的景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层面对边疆研究较以往更为重视，并推动实施。
北京政府时期，英、俄、日等列强对外蒙古、西藏等地的窥伺加剧，边疆问题不断攀升。然而，北京政府时期正处于“传统制度和价值解构、新制度和新价值建立时期”，而因经济、教育、政治等条件的不足，许多新制度和新价值的建立徒具表象，没有实质和持续发展；由于支撑条件的不完备，政治格局很快就陷入南北对峙的阢陧不安之中，对边疆问题总体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应对状态，未提出一个宏观架构或设想以妥善处理边疆危机。时人之论充分说明了这一景象：“无如项城（指袁世凯）亟谋固位，惟思统一内部，无暇致力国防，怵于外力”，且“民元以来，恒以当国者之关系，而定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关系深则事业宏，关系浅则接济薄，一切国计防务，率皆论人不论事”，“自身又有力不从心之概”，对边疆问题的应对多有“放任”。当时最为全国所注意者，则是国内政治的统一及军事、外交问题，关于边疆研究，虽然有所注目，但深度与广度相对较为薄弱，诸多学人当时亦认为“救国必从政治，于是奔竞于庙堂之上，讨论国是”，在此形态下边疆问题研究自然易被忽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治权威的重构较之北京政府有了明显进步，尤其抗日战争爆发，西北、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政府对边疆研究日益重视，卫惠林就称“中国边疆研究，最近已获政府机关的扶植，与一般社会之赞助”。徐益棠亦言国民党“鉴于一般民众对于边疆建设期望之殷，不能不有所表示”，在“历届中全会议对于民族曾屡次表示密切之注意”；政府对“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学者关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呈现出“一种从未有的良好现象”。
再次，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发展水平不同。北京政府时期，专业研究群体及组织虽渐有一定的发展，但力量较为薄弱，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发展进程较为迟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专业化研究队伍扩大，边疆研究的专业机构及学术组织增多，专业化、学科化趋向日益明显。
在近代学术体系发展过程中，专业化、学科化的发展无疑是其重要的内容。清末开始分科设学的新式学堂体制，开始了近代国人知识体系重构进程，边疆研究也处于这一进程之中。然而，虽然清末就开始了近代学科体制的转化，但毕竟物之初始，有一个逐步推进的发展过程。同时，民初虽然留学生群体规模扩大，国内高等教育也取得发展，但近代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力量仍为薄弱；加以当时社会最迫切期望解决的是政治统一问题，对边疆民族问题虽表关注，然力度不彰。从学术内在理路而论，清末虽启分科设学之始，近代西方学理在中国教育、研究机构发展加快，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尚属起步阶段，边疆研究之专业化、学科化自然难以企及。而从社会、政治形态而言，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不仅无统一之中央政府统筹边疆问题及其研究，而且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亦“每每注重于‘土地’与‘主权’”，而对“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等涉及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的问题，都“不甚加以重视”。因而，北京政府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边疆问题进行近代学科视野下的综合研究相对有限，此既与当时中国近代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尚属起步有关，亦与北京政府对边疆问题应对“力不从心”的政治现实存有内在的交互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国内及国际形势都逐步发生着根本变化，边疆问题及其研究在前一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表现出了一些新内容，其中最重要之特点就是边疆研究的专业机构及学术组织增多，研究队伍壮大，学科化、专业化趋向明显。这一时期，一般的学术或教育机构，“渐知边教之重要而力加推动”，少数高校设立了边政学系，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团体及刊物亦大量出现。虽然边疆研究机构在当时仅系部分大学设置的科系，但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第一次专门以边疆研究为对象设置的科系，有利于培养熟悉边疆的专门人才，推动边疆研究向专业化、学科化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研究主要表现出四个突出特点：一是在1937年以前，关注边疆问题并展开研究的群体，主要是社会上有识之士及青年学生；1937年之后，主流学界的研究人员，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都积极参与了这一研究进程。二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边疆研究的内容深度有别。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大部分成果仍处于不断深入的探索阶段，但发展至30年代末之后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逐步有了明显突破。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热潮中，社会各界对西北、西南区域的关注起伏明显。四是边疆研究与时势仍然密切相关，其兴起与当时社会政治形态发展演变关系密切。
伴随边疆研究专业化的发展及边疆问题治丝益棼的客观现实，边疆研究的学科构建日渐受到广泛关注，“边疆学”、“边政学”这样以边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或专业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
首先观察“边疆学”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1933年，由中国殖边社创办的《殖边月刊》在第1卷第12期刊出了“边疆学图书一览”，罗列了相关研究边疆的书籍。有研究者认为《殖边月刊》是最早使用“边疆学”一词的刊物，并已经具有了学术性质。而后，禹贡学会所作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燕京大学边疆学会成立时的宣言，《益世报·边疆周刊》都先后提出或发表过题为“边疆学”的研究内容。1939年，杨成志主张在中山大学文学院设立边疆学系，还组织制订了《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使“边疆学”呈现了更明确的专业或学科性质，客观上应是边疆研究学科化意识影响的结果。
当时，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建设也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关注。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就决议要求“教育部得指定国立大学酌量增设有关建设边疆之科系及边疆语文之选修科目”。杨成志建议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下设边疆学系，就是响应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设立“边疆科系”之主张，然而其主张最终未能付诸实践。其内中缘由如何，或可从当时边疆研究的轨迹中略窥一二，边政学系的设立及边政学的提出亦在这一轨迹之中。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的边疆研究涉及边疆自然环境、政治、社会及军事诸多层面，但精深研究较少。时人就称虽然出现了众多关于边疆的丛书、刊物，但这些研究只能“承认他能唤起一般民众注意边疆，而不能把他作为研究边事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边疆研究深度不足的问题，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的构建自然薄弱。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后，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相关学科在国内得到不断发展，部分研究方法也运用于边疆研究，客观上推进了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尤其在国民政府西迁后，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逐步有了更大改善。马长寿就总结称：抗战时期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等“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亦经历了复杂历程：1937、1938年之交，“学术界颠沛流离，不遑宁处”；后方大致稳定后，“一部分学术界，得安心工作于边区，并获得相当珍贵之边疆民族材料”，其间中英庚款董事会还专门拨款协助学术界研究，人文社科方面得到协助的包括历史、教研、美术、语言、人类、民俗诸科。
边政学系与“边政学”的发展轨迹与20世纪30年代的边疆研究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边疆研究逐步兴起后，一些大学自主设立了边政学系。然而，此时虽有少数大学设立了边政学系，但“却无边政学的科目”；其时社会各界虽然十分关注边疆研究，“边疆学”、“边政学”这样的学科概念或研究机构都被提出，但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路径尚处于初步阶段，并不成熟；而边政学系这一机构的设立，虽是社会各界对边疆研究关注并在高校实践的表现，然并不普遍。不过，“边政”这一词语却逐步在边疆研究中受到关注并得到运用。前述杨成志曾于1939年倡导设立边疆学系，但他在1941年却撰写了《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一文，强调“边政设施”是由“边疆问题”而及“开化边民”的最终目标，认为“边政研究”范围广大，边疆问题、边疆民族、边疆文化等均包含其中。《边政公论》则称：“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后才有正确的办法”。吴文藻又言，“时人讨论边疆问题，应用名词甚为庞杂”。这些论述表明，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边疆研究迫切需要专业化或学科化构建，1939年教育部要求指定国立大学设立边疆研究之科系，实是这一背景的产物。然在特殊时代场景下，“学术与政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连系与调整，其他尚复何望？”边疆问题及其研究内容千头万绪，而在当时情景下，“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标”，故“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表现出含有边疆政治、边疆行政或边疆政策等多重意义的“边政”一词，更突出了其与现实联系的密切性，成为了社会各界使用较为广泛的话语。陶云逵就言：“边政的方面甚多，不胜罗举，但其共同的目的则为保卫边民加强团结，推进复兴大业”。此语表现了边政一词具有的现实功能性质。亦或正因边政及边政学突出了时代命题，才使其能够为社会、政府各界广泛接受并使用，得以设立专门研究机构。
三、几点启示
边疆研究自道咸之际兴起，中间历经起伏，发展至民国时期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呈现出专业化、学科化的趋势，受到政、学各界广泛关注，其发展脉络之嬗变、学科构建之历程，皆可为后来者提供相当之启示。就笔者所思，略陈几点：
第一，边疆研究及其学科构建，虽有学术发展主观的多维复杂因素参与其间，但细究其历程，其发展必与时代或时势要求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对边疆研究之关注一再提升，在一定层面可谓是时代命题的反映。今天边疆研究的不断发展，客观上也是新时代中国全面发展战略提出的时代要求。
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时势发展及时代命题之关系密切。民国政局动荡，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形态表现相异。从国家内部政治的视角观察，两个时期都存在着中央政治权威与地方势力博弈的复杂景象。然北京政府时期呈现的是直、皖、奉系的轮流执政中央及其与南方政府的对峙格局；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势力关系虽然复杂，亦存在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的竞争与博弈，但毕竟初步建立了党治政体模式。而民国成立以来，传统政治模式解体，新的政治模式正在构建，在这一过程中列强对华之影响长期存在，但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时期面临的对外形势差异明显，其最大表现在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探究民国边疆研究发展形态，不能不充分解析其与国内外政局演变之复杂经纬。客观上，民国时期边疆问题逐渐受到学术界、政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演变是紧密相联的，而20世纪三四十代边疆研究热潮的出现，是日本对华侵略加剧催化的直接结果。
民国时期的国家形势、国际关系与今天迥异，但客观上今天中国边疆地区面临的问题，其根源仍与近代中国的变革密切相关。今天中国的国家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方面的发展时期，边疆建设是国家全面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边疆地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着新时代国家全面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是受到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因素，最近10余年，中国社会对边疆研究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的呼声日涨，除学术研究日益精深化的内在缘故由外，未尝不与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在内外时势与学术理路的综合作用之下，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是学术研究发展的自然趋势。民国时期“边疆学”、“边政学”这一边疆研究学科构建努力的尝试，既是当时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建设的表现，也是其时国家建设的重要表现内容。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边疆问题不可谓不严重，但边疆研究不昌，一方面固然是近代相关学术研究积累不够所致，但另一方面，亦未尝不是国家政局混乱，而导致服务于国家建设的边疆研究内生动力不足。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已扫除十余年来辗转割据之军阀”，而着重于解决民众“社会秩序之安定，土匪盗贼之削除，农工商业生产之发达，与衣食住行之四大需求”。由此，国民党逐渐将其关注重点集中到包括边疆建设在内的国家建设中来，尤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南、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边疆研究者大量进入国民政府的参政和咨询机构，期“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对边疆交通之开辟、边疆富源之开发、边疆教育之推进、边疆文化之阐扬等，均起到了举足轻重之作用，边疆研究本身亦借此而得以系统与学科化。当时学者们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诸多见解，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兴亡密切联系，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情怀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自强不息的重要内容，值得今天的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建设进行认真总结。总结民国边疆研究嬗变及学科构建历程与国家建设关系之得失，深化对其之理解与认识，提炼其学科化、专业化构建历程的有益因素，应是今天中国“边疆学”构建的重要基础。
第三，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提出与兴起，客观上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而国家面临形势与机遇的不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今天的边疆研究学科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国时期边疆研究专业机构的设立及“边疆学”、“边政学”的提出，客观上是特殊政治形态下社会各界对边疆危局的认识与反映，折射了当时专业化、学科化构建面临的复杂格局：一方面，政府层面对边疆研究的积极推动，既是边疆研究日益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但同时官方从研究宗旨、目的、内容，以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对边疆研究不可避免地加以约束，因而也是其时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构建脆弱的重要表现。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对边疆研究进行了积极推动，在国立高校设置边政系，组织或援助边疆研究学术团体，客观上促进了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发展；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党治政权面临着国内、国外多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并是在日本侵华加剧尤其是西迁后的特殊形势下实行的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加以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脆弱性，客观上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边疆研究的关注度就逐渐消退，并且其对边疆研究学科构建的能力与愿望也逐渐减弱，使得前期的一些积累因政局之演变而日益沉寂，可谓其兴因时局、其衰亦时局。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学”、“边政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及其不同的社会接受度，充分说明了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建设的复杂性。客观上，“边政学”突出边疆政治色彩并借鉴了人类学、政治学诸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学科架构，较之“边疆学”包罗内容较广但时代色彩不够突显的面相而言，更与当时之社会现实契合，易为社会各界接受。
今天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也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并需要紧扣时代命题。新时代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国家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宏大机遇，关于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建设更具有了可能性，但客观上关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仍存在着极大分歧。民国“边政学”、“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经验及发展历程表明，学科的构建必须要有明确的专业或学科类别，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成熟的研究范式或方法，否则极易产生诸多分歧，难以在实践中展开。当前，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正在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诸多学科都以各自视角展开对边疆问题的研究，虽有助于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发展，但并不利于“边疆学”学科的独立性、发展的持续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考察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出边疆史地的研究是其时边疆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也是今天学术界的共识。但是，民国以来边疆研究方法、理论与学科构建的历程亦表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并不足以完全呈现边疆研究的综合性，民国时期不论是“边疆学”抑或“边政学”，其研究视野已完全突破了传统史地之学的范畴，走向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要汲取民国边疆研究学科构建的有益成份，使之更符合当前中国全方面发展的时代命题。
边疆概念是多元的，但无论是地理边疆、文化边疆、民族边疆，抑或经济边疆、政治边疆等，其重心仍在于国家利益的至上，这是边疆研究的重要目标，亦是边疆研究价值之所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因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跨国公司的发达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但另一方面，还远没有形成单一的利益共同体，以国家为单元的利益之争，仍然是主流。因而，边疆研究不但要注重国家间资源、交通等物质利益，更要注重地缘、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抽象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完善为根本目的。客观上，国家是政治的产物，国家利益也存在政治博弈，新时代的中国“边疆学”虽由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而形成，但应更具综合性与全面性。在今天的时代场景下，边疆学更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需要，其基本路径应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重点考察；但不可否认的是，边疆史地研究仍是“边疆学”构建的基石。总之，要打破今天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分歧，明确其专业、学科类别是最要之事。以政治学的方法、理论展开边疆研究，而以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其深度，或是新时代“边疆学”构建的一个合理选择。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