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庶民
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王楚来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耀邦寓所，采访那不足18平方米的家庭灵堂吊唁活动，深情地写道：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
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
胡耀邦主持和参与平反、落实政策的，不仅是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这样的党政军领导人，还有大量普普通通的中共党员和中国人：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代表执政党与它曾经敌视的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可能会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也可能把几十年间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重新打造一遍，而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但无论如何，这样做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
就像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92年当着几十名红衣主教的面，毅然公开承认360年前教廷处置伽利略是一个“错误”，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保罗二世对教廷罪恶的自责和自赎努力，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谅解和基督教众的认同。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胡耀邦对同志、对同胞博大深沉的爱，感动了全中国。即便是历来对中共治国理念持批评态度的人，从梁漱溟教授到达赖喇嘛，都对胡耀邦发出衷心赞誉。胡耀邦1981年取代华国锋出任党主席后，收到达赖喇嘛发来的贺电：
“我希望你会继续用你的胆略和努力来承认现实和尊重人民的愿望。祝愿你胜利领导中国人民繁荣富强。”
胡耀邦追悼会期间，台湾记者访问从人民日报社长位置上离休的秦川，请他谈谈对胡耀邦的印象。秦川的回答一连用了4个“最”字：
“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
人民日报紧随胡耀邦，既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冤假错案奔走呼号，也为普通百姓、普通党员的悲剧命运仗义执言。最典型的两件事，是推动全国各地对“右派”冤案几乎一风吹地“改正”，隆重纪念被虐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
“改正”“铁案”
胡耀邦1977年底到中组部上任后没几天，就询问：
“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1957年的“右派”，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在不少单位竟然高达80%。中国本来极其稀缺科技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他们在长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在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出国深造，本来就是个奇迹。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不少大师级的学者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很多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创业。就像现代大儒梁漱溟教授1949年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
“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就像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遇到记者提问“为什么回到贫穷的祖国去”，不约而同地反诘：
“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成才，思想底色倾向于“五四”科学民主主张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中共党员只占4.4%，始终得不到信任。
他们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婴儿一样被官员翻来覆去“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2次文化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创造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当年的北大旁听生从中国和世界学术史上硬生生地抹去了。
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精英，大多不懂政党政治，但愿意服从政治权力，在现实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为国家效力，甚至不自量力地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专业经验对执政者有所箴谏。
中国最好的翻译家傅雷，一解放就被《人民日报》指责，说他在《贝多芬传》译序和附录中“一味夸大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极端的个人英雄和个人主义思想”，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译者的观点“麻醉人民”，是“反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尽管如此，傅雷还是对新中国抱以极大的善意。1957年他应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示，兴奋地给在波兰学音乐的儿子傅聪写信，寄去多达14页的毛泽东讲话记录和自己的学习心得，叹服毛主席——
“运用马列主义已入化境。”
“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都融会贯通了的人。”
向来不问俗事、与世无争的傅雷，人誉“云中仙鹤”，自称“仓库里的老鼠”，在1957年可悲地被领袖的诚恳所感召，参与“鸣放”，讲过几条绝无任何政治企图的意见。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些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不该忽视鲁迅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金作品;稿费制度要合理，不能影响创作、影响作家生活。“反右”一来，尽管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出面缓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还是不肯放过傅雷，拍板扣上“右派”帽子。
父亲遭到不测，长子傅聪在波兰风闻要让他提前结束留学回国。《世界》杂志2005年第10期施雪钧文章记载了一个未经傅聪本人证实的传说，初恋女友偷偷写信将国内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告诫傅聪：
“你不能回来，如果回来，你的艺术就完了!”
女友大胆无私的爱，为华人世界挽救了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傅聪当机立断，悄悄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
从“反右”到“文革”前，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多亏周恩来和陈毅的关照，傅雷得以与自行流亡的傅聪保持通信。天各一方的父子，视政治劫难为无物，心无纤尘地探讨音乐、艺术、文化、祖国和人生。傅雷在信中嘱咐傅聪：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文革”中，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当街挨斗4天3夜后，在家中双双从容自缢。尽管国内家破人亡，傅聪在海外几十年，从未发表过半句对祖国不恭的言论。凡是对祖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多大的价钱邀请演出，他也绝不肯踏上其土地一步。据三联书店老编辑范用回忆，“文革”后胡耀邦对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作出批示：
“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
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慈母心肠。”
耀邦的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傅聪回国后，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由范用编辑，三联书店在1983年终于排除阻力，出版《傅雷家书》，成为博主这代大学生喜爱的艺术和人生修养必读书。
放眼全中国，多少像傅雷、傅聪父子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文化人，冤魂不得安息，才华湮没无闻，赤胆忠心却报国无门?然而，当年的“反右运动”，毕竟涉及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在一些人心目中是难以撼动的“铁案”。邓小平“文革”后对“反右”讲了3句话：
“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3句话是个整体，不可分拆。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和民政部5个中央部委在烟台开会，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给予妥善安置，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勉强同意对极个别完全搞错的予以“改正”。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写道，与会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就是当初把批评郭玉峰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的那位老干部)当场表示“保留意见”，力主划错多少“改正”多少。人民日报驻会记者于国厚赞同这个意见，回京后向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上的争论。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闻讯后火速商议，给杨士杰打电话，建议写出书面材料报送中央。王泽民还到中组部同志家里面商。很快，杨士杰署名写出对烟台会议的书面意见，胡耀邦又安排以中组部名义给中央打报告。中央发下话来，5个部委再开一次会进行研究。
在中组部据理力争下，中央55号文件终于开了一道口子：
“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胡耀邦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在笼统肯定“反右”某种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广大“右派”同胞，以“改正”之名，挤开了“平反”之门。
人民日报考虑到“右派”问题的敏感性，不能像落实干部政策那样大张旗鼓地发表长篇大论，更避免像针对“康办”背景的郭玉峰那样咄咄逼人。从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机关和地方“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向全党推荐勇于“改正”的先进经验，以此为榜样，循循善诱地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专人到该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对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根据“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单，发函亲属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对当年给本部门的领导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党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运动”的几条认识误区，即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
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说成是攻击中央领导，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上海市：总结了错划“右派”的深刻教训，如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把执行上级的指示(即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的成员被划为“右派”，“扩大化”比较严重，现绝大多数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谈会上“六教授”。
广东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连已经移居国外和港澳的错划“右派”也坚决予以改正。
据戴煌在书中记载，有些省市负责人看到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报道，感到太突然，纷纷给报社打电话探问是怎么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
“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右派”记者刘宾雁晚年回忆说：在“右派”问题上，起初中央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分“错划”的人“改正”，还规定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王若水主持编发了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改正”的报道——
“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道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针。”
人民日报为“右派”“改正”工作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疑虑，严正指出：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
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右派”争取到的，是一个暧昧的“改正”，对于“反右运动”是抽象肯定下的具体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改正”，是一种模糊操作。人民日报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党呼吁尽可能扩大“改正”的范围：
“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希望上级规定改正的比例数字，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突破“比例”。人民日报把能否为尽可能多“负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党性的高度，恳切陈词：
“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人民日报一再以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向全党担保，“改正”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将来不会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一风吹”的帽子，有关部门不必“犹犹豫豫，摇摇晃晃”。为防止“改正”后整人恶习死灰复燃，人民日报记者、后来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张铭清撰写短评《怎样看待“改正右派”》，批评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这个标签，是一种政治上的继续歧视：
“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按照过去的统计口径，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约45万人。当被“改正”的“右派”人数突破50万大关时，有人慌了：
“这怎么办?太多了。”
胡耀邦说：
“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有人民日报背书，也由于邓小平的容忍，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有96人因种种原因未予平反，占右派总数不足0.02%。
一个文化古国最优秀阶层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得到拯救。
赤子情怀
1980年11月，国务院参事、“反右”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李逸三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呼吁为1957年赫赫有名的“大右派”葛佩琦平反。
葛佩琦，“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大学领导人之一，1938年的地下党员，以国民党军少将参议的身份潜伏东北，为共产党收集军事情报，解放后却被共产党拒之门外。到了1957年阴差阳错，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只能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帮助党“整风”。葛佩琦对自己的党“爱之深，责之切”，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激动的讲话。他的即席发言先是被《人大周报》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接着《人民日报》又加以转载：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人民日报》还特地制作了醒目的小标题：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1957年的危言，今天听来已经稀松平常。“文革”后连党内元老陈云都告诫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当年的公众不了解葛佩琦本是一名忠心耿耿的老党员，他的“亡党”警告听上去很像一个党外异己分子(还是国民党少将呢!)赤裸裸的挑衅，十分刺耳，被指认为“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以至于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提起“反右”，还记得“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
葛佩琦察觉事态严重，6月9日上午来到人民日报社，给编辑部送上一封更正信，指出：
“6月8日你报7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
葛佩琦在信中申辩说，他在座谈会发言的语气要缓和得多，原话是这么说的：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人民日报此时正在遵照毛泽东“反右”部署，紧锣密鼓发出“反右”动员令，对葛佩琦的来信置之不理，继续连篇累牍地渲染和围剿那句“杀共产党人”的话。
葛佩琦为人民日报上的这段话，坐了18年大牢，妻离子散，出狱后靠双拐走路，几乎成了瞎子，一个人住在大杂院8平方米的小屋里。在他为争取平反奔走呼号的过程中，人民日报总算在档案中翻出1957年6月他给编辑部要求更正的信件，提供了他受诬陷的重要证据。葛佩琦先后去过中组部上访、找到胡耀邦家递交申诉信，种种努力最终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委封杀。同情他的李逸三老人只好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给胡耀邦写信求援。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透露，李老在初稿中痛责自己：
“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面对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李逸三又觉得这样的话未免唐突，把它划掉，改成——
“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谈到葛佩琦漫长的颠沛流离，有关部门的麻木不仁，李逸三愤然向耀邦建议：
“在查清制造这18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18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18年冤狱的滋味!”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澄澈透明的心：对自己参与过的“祸国殃民”深切忏悔，不肯心安理得地居于庙堂之高“平安无事”，轻飘飘地说什么“娘打孩子，孩子会记娘的仇吗?”“犯了错误又改正错误，正说明党的伟大”。
与李逸三的自责相呼应的，是1924年入党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生前有一心事始终放不下，那就是同事顾准有一次曾经对他正色言道：
“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记述这段往事的朱学勤感叹：
“以顾准与孙私谊之深，以顾准当时已是有罪待诛身份，顾准竟然有勇气直面此言，孙冶方至死都觉震撼。”
正如共产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共产党人的良知和觉醒也不分国籍。在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1968年接任捷共第一书记后，才有条件阅读党内绝密档案。当他详细了解到几十年间政治迫害、血腥镇压的真相，连捷共总书记也被送上绞刑台，杜布切克失声痛哭，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祖国重演。于是，有了举世震惊的“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前无古人、很可能后无来者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在“文革”后的中国，想必胡耀邦心中激荡着同样的道德震撼和刷新政治的理想情怀。所以他才会不避嫌忌，出手拯救当年“右派分子”“杀气腾腾”的活标本葛佩琦。
人民日报1989年4月22日孟晓云、王楚报道《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耀邦家庭灵堂吊唁活动纪实》写道：
“受过耀邦同志爱护和关照的老教授葛佩琦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步移到灵堂。是耀邦同志在他的申诉信上亲自批示，他才跳出沉沉苦海。今天，在耀邦同志遗像前，他怎能不思绪万千。”
共青团系统“右派”平反后，身为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上，遇到中国少儿出版社刚刚“改正”的“右派”陈模。据陈模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耀邦在主席台上面对全体与会者说：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挨了整，吃的苦头最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在最后的裁定书上也签了名嘛。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
说着，胡耀邦走到陈模的面前，行了三鞠躬。陈模在文章中感慨：
“他并没有直接整我，先把整人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大度、坦诚、谦逊的作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接着，胡耀邦还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右派”同志表示道歉，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当众发誓：
“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在人民日报，报纸上为“右派”平反鸣锣开道的同时，抓紧为报社内部的“右派”昭雪。由秦川负责，报社32名“右派”经复查，不管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律宣告平反。最难办的是为“右派”刘衡平反。这位湖北女性二十多年来以“九头鸟”的倔强，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当年军宣队对她说：
“你只要承认是右派，我们就给你摘掉帽子。”
刘衡断然拒绝说：
“我本来不是右派，是硬给我戴上的，如果胡乱承认，在我就是不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是否摘帽子，就看看你们的水平了。”
“文革”后，刘衡直接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平反。耀邦把信批转给人民日报处理。人民日报编委会当然愿意把“右派”问题一风吹，可是组织上找刘衡谈话时，卡在了胡耀邦煞费苦心发明的“改正”概念上。刘衡要求的是彻底平反，不要这羞羞答答的“改正”，她不依不饶地说：
“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这不合逻辑。”
“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应该给我摘掉，但不能以要我承认帽子为前提, 我是死也不会承认的。”
秦川亲自登门拜访刘衡，苦苦相劝：
“这次平反，根本不问当时该不该反‘右派’，也不问给你戴‘右派’帽子，是戴得对还是不对，现在都一律平反。”
“过去都把你当敌我矛盾，同你谈问题是很不平等的，摘掉帽子以后，再讨论问题，你就取得了平等地位，无论是政治待遇问题，还是生活待遇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二十多年前的是非问题，这笔账留到以后去算好不好?”
自身受过多年迫害的秦川不是军宣队，刘衡冰封多年的心在慢慢融化。她后来回忆说：
“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大家不好再说什么，相视而笑。”
在报社召开的“改正”大会上，主席台上机关党委书记、报社秘书长面无表情地念出一个个“右派”的名字，没有一句检讨，受冤屈22载的老同志听了心凉半截。此书记和秘书长2人，都是当年人民日报“反右”的当事人。这时候，秦川看不下去了，蹬蹬跑上主席台，向全场“右派”朋友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
“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
秦川在粉碎“四人帮”后调入人民日报，与报社“反右”没有任何牵连，自己长期遭受了与“右派”相似的苦难。这个最不该道歉的人，代表人民日报向政治运动的难友们深深鞠躬。秦川的举动，让在场“右派”热泪盈眶。
秦川晚年在《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录中，提到老上级张子意“文革”后从监狱里出来，第一次见面，就拉着自己的手说：
“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
秦川1959年在中宣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张子意是常务副部长。尽管秦川明白自己主要是被康生盯上和定案，张子意在出狱后还是对部下抱愧不已。
过了几天，张子意病重住进医院，秦川赶去看他。张子意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
“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
秦川在回忆录上感慨地写道：
“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4字份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从胡耀邦到秦川、张子意，3位共产党人面对“我们”做过的“祸国殃民的事”，不约而同地作出真心实意的道歉。胡耀邦和秦川在“文革”后或大或小的领导岗位上，各自努力，不惜以自己的仕途和政治生命为代价，竭力避免整人势力卷土重来。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