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意义上说我们是中国人？
——有五千年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人？
——曾经被视为天朝的中国人？
——被称作“礼义之邦”的中国人？
3000年中国：礼义之邦
我们不妨随意翻检一下遥远尘封的古代，用3000年到2500年前先辈的文明映鉴我们：
父母给长到20岁的男孩子举行冠礼，给15岁的女孩子举行笄礼，取表字，告诉孩子已经长大成为男子汉了，或者可以嫁作人妇，做妈妈了；用六道仪节寻亲并完成婚礼；士人相识有专门的士相见礼，以此表达友情的高洁非功利；为表达尊贤敬老，举行乡饮酒礼；设燕礼以明君臣上下尊卑之义；置聘礼以教诸侯相接敬让；国际交往时列国使节吟诵诗经表达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礼节——这在《左传》中连篇累牍；我们的祖先在歌舞之中进行射箭比赛，即乡射礼和大射礼，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指的就是从射礼的竞技表像中挖掘礼让虔敬之义；如此等等。
周礼当然远不止于这些仪式上的细节，“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它涵纳更深宏远大的思想。礼是人别于动物的标志，例如食礼中的种种规矩；礼是文明与野蛮的界标，古人以礼分夷夏（即野蛮与文明），而不以血族分内外；礼是天地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所谓“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等；礼是秩序，礼对政治秩序、上下尊卑关系的调整均有严格的规范；礼是典章制度，《周官》中的官制设计在古代一直是政府机构的主要蓝本；礼还是大量社会活动的准则，其根据仁义文行忠信的要求制定的仪轨森罗万象，所谓“礼乐，德之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也是人际交往的方式，例如其对称谓、迎送、仪容、宴饮、书信交往等都有相应的规范。以大类划分，它包括吉、凶、军、兵、嘉五礼，以小类划分，则有数十种，以至于《礼记•中庸》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
礼深含人类对宇宙天地的敬畏，对德性的追寻，对和谐的追求，对人本身的期望和宽容，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审美情趣的重视和培养，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协调，礼包含了人生能够遇到的一切问题的制度化或习俗化准则，即《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对礼，我们唯一可以形容的词就是文明，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诚哉斯言，礼就是文明。
自周公后3000年，随着社会变迁，礼乐文明也有一些相应的变化，虽然不必讳言其衰落。
东汉有个时期，人们之间相互竞争德行的高低，而不是财富多寡；唐代婚礼，上至朝堂，下到庶民，新郎吟不出却扇诗，就无法移开遮住新娘脸庞的扇子，诗风之盛叹为观止！那个流传久远的故事，苏小妹三难秦少游也许就是因此创作的，虽然苏小妹史无其人；宋代还有完整的冠、婚、丧、祭礼，乡饮酒礼直到清代道光年间才取消，那个“以观盛德”的射礼还游方出国，在韩国演变成著名的“弓道”，至今入协会者泱泱云集；直到20世纪前，丧礼依然保存完好，至今还在一些偏远地方存活，至于祭天大典之类的政教礼仪直到民国都未绝迹；至于政治制度方面尤其官制的结构，一直就没有完全离开当年《周官》的思路。总体而言，春秋以后礼崩乐坏，但无论如何，其后两千五百年间还是留下了一些古礼，有些方面甚至有新的创造。
例如从汉代开始，历代都有专门祭祀孔子的释奠礼，甚至远播韩国，至今韩国的释奠礼还保持着原版的明代仪式，自唐太宗以来，除了孔子得到祭奠，还有许多杰出的儒家先贤受到配享的待遇，直至清末，因此礼这一传统的根基在民国之前虽曾遭劫甚至严重衰弱，但从来不曾断绝过。
上述这一切都曾经清晰地表达过我们的祖先是中国人，区别于禽兽、远离了野蛮的中国人。
在西方，按照那位社会学人瑞埃利亚斯的说法，标志着文明的礼仪，落实到细节的日常行为规范直到14世纪——中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而这些早在此23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定下具体的规矩。以饮食的仪容为例，食礼告诫人们吃饭时不要把饭窝成一团搁在碗里，喝汤的时候别让汤倾流不止，咀嚼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盘，不要当众剔牙等等（《礼记•曲礼》）。这些与我国古代食礼类似的礼仪内容也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一些礼貌教本之类的书籍中，但只要想一想伟大的莎士比亚和达芬奇每天吃的都是“手抓饭”，就可以知道西方文明的后起，16世纪的思想巨人蒙田曾经自我批评说：“有时候，一赶忙，我会把自己的手指咬住。”作为餐具的叉子直到18世纪以后才在欧洲流行开来。
因为如此惊人的差距，我们的祖先之国被称作礼义之邦！大史家钱穆先生对礼有非常精准的见解：“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钱穆与七房桥世界》，页7，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
换句话说，礼就是中国人区别于他国的标志。
七百年劫难与20世纪中国：我是谁？
蒙元以来700年，文化之劫远甚秦火，至今未熄。
野蛮的元朝入主中原，唐宋时期复兴过的古礼再遭破毁，明代也没有基本改观，顾亭林在《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中曾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痛切抨击明成祖朱棣以来的文化政策进一步促毁国学，《大全》就是指《四书五经大全》，是明成祖下令撰修的官方意识形态，明代时，无论官宦还是庶民都少有人行冠礼，足见礼乐文明之花果飘零。
清代学人在复兴传统文化中功勋卓著，成就斐然，但晚清以降，西人入侵，刚刚复兴的文化新苗无法经受异域的狂风暴雨，难以阻挡礼乐文明的千年颓势。
如果说晚清以前国人虽废弃古学，但尚未全面颠覆，自戊戌到民国至今，国人亢奋于西方的强大而在文化上迁责杀父，激进者试图全盘颠覆传统，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为非如此不足以重振国运。文化自虐者辗碎“孔家店”，扫平“旧礼教”，剿灭“封建主义”、破“四旧”、毁“五伦”…中国文化遭受千古奇劫。
也许这一劫难是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思想变迁史上的一个吊诡，也就是余英时先生所洞察到的，近代以来的全盘颠覆传统主流文化并不是如费正清所理解的“挑战”与“回应”这个模式的产物，而恰恰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自我反思过程中的一个意外偏离，换句话说，全盘颠覆主流传统文化的因素部分地包含在传统本身之中，例如上溯到明末即有过于极端排斥斯文的颜元的思想，到晚清则有康有为全面颠覆古文经学的思路可作例证，虽然这两位思想家事先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思想可能带来的后果。百年文化自虐打断了明末清初以来回归古学的历程，也打断了以回归古学为本再创造的原初可能路径。
古学复兴的中断，导致各种西方时髦主义盛极一时，但浮尘中煊赫的主义们，虽号称要重振国运，却因毁灭国本而无法良好地移植乃至融合外来文明，也就难以建立坚强的民族精神，如今也都灰飞烟灭。
虽然100年前的国人早已如我们一般，懵懂于古礼迷宫，但毕竟还存留了一些，至少那时的读书人还能吟诗作赋，对对子、行酒令。然而，如今的国人，连完整阅读传统字体的史书都不能，于是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也就是汉字破坏版的《二十四史》；李敖当年在台湾大学穿长衫招摇过市，结果被视为“台大八景”之一成了怪物，而长衫原本是读书人最通常的服装——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教授们都是穿长衫授课的，如今除了西装和各种流行服装，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民族服装的完整行头。
效仿中国文化的日本有和服，韩国也有属于他们本民族的服装，源于中国周易的八卦图案上了他们的国旗，脱亚入欧并不妨碍他们热爱自己本土固有的文化，唯独这个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绸的国度——中国没有属于自己尤其是汉族的民族服装。
我们今天的服装已经不能表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如果不是皮肤和头发，甚至无法看出是黄种人。
在今年9月28日曲阜市政府主持公祭孔子之前，政府从来不曾举行过任何与传统相关的大型政教（无论是否应该政教分离）、文化庆典活动，我们甚至从来不曾象样地纪念过任何一个百年前的祖辈先贤，连我们的屈原都要韩国人去纪念——端午节是他们的法定节日；社会仅留存的一点可怜风俗，还常常被视为“封建迷信”给喀嚓掉——在不少媒体评论中，甚至清明节祭祖扫墓时的烧纸都被视为“愚昧落后”！
作为华夏主体的当代汉族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唱不会跳、缺乏基本歌舞修养的民族，而在先秦，中国以诗乐教化著称于世，那就是歌舞，唐宋时代也不例外。
九个法定节日：元旦、春节、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国庆节、教师节，只有春节是传统节日，而原本传统节日至少有十数种之多。在民间，除了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其它传统节日几乎被人们完全遗忘，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胃还需要元宵和月饼，可能后两个节日也去了爪洼国。年轻国人过外国的情人节，却不知道自己有个七夕节——而原本两个节都过也未尝不可。中秋节历来被视为亲人团聚的最重要节日，却不够法定节日的格，商家只用它炒作，把廉价面粉炒成天价月饼。除夕在某种程度上比春节还重要，可是这一天作法定节日居然不配！
我们的节日已不足以向世人宣称我们是中国人——别于过圣诞节、感恩节的西方人。
50年来，各大文化古城屡遭权力和金钱的蹂躏，当人们为满足某个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看烟囱的愿望而毫不犹豫拆毁北京的城墙之后，当1966年11月谭厚兰带着北师大红卫兵进孔林砸毁6618件文物之后，当推土机将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6号院——曹雪芹故居从地图上抹去之后，当拆迁包工头宣称“给钱故宫我也拆”之后，那个曾经灿烂和辉煌的中国眼睁睁地消失了，不伦不类的西式或假古董建筑却神州争丑，像地沟里的老鼠灼眼生疼。若空中鸟瞰，当代中国城市几乎都像开盖的垃圾桶——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文化！
今日中国，饭店永远是喧闹得难以进餐的场所，餐桌上的孩子永远疯抢最爱吃的菜肴，公交车靠站时永远有冲开血路、力排众生抢座的猛士，车上永远站着老人、孕妇和儿童，无数商店贴着谨防扒手的告示，许多会堂里挂着请勿随地吐痰的警示牌（参会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门广场清除了60万颗口香糖，日常娱乐除了打牌就是搓麻，精神性一点也无非就是唱卡拉OK，远游出洋的国人，老外常常只能通过是否乱闯红灯、大声喧哗才能识别我们的同胞……
穿过历史的烟云，疮痍满目，《左传•闵公元年》说：“周礼，所以本也。…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抛弃根基的今日，法定节日、服装、建筑、文化消遣…没有一个领域可以证明中国是礼义之邦，是区别于外国的炎黄周孔苗裔！我们失去了祖先为之奋斗和呵护过的一切，我们只剩下一个世纪之问：中国人，你凭什么说你还是中国人？
一个曾经如此仪节繁复、风雅精致、彬彬有礼、视教养为文化生命，有高度审美能力的民族居然变得像今天这样粗鲁野蛮没教养、生活贫乏毫无情趣！昔日的礼义之邦竟然一败于斯！
毫无理性的弃旧绝不能迎新，更无力创新。传统深厚的民族一旦抛弃国本，文化心理自卑，吸纳外来文明的能力就下降，
反而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根源，病急乱投医的舶来只会如狗熊掰玉米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一再而三地贻误时机。
钱穆在他那篇抗战时期写就，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大文章的《国史大纲•引论》中悲叹当时国人之悖史如遗，“文革”是传统劫难的顶点，今日中国，已不再是孔子教导下那个“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民族，不再是伏尔泰惊服于万里之外的天朝，不再是思想巨人韦伯盛赞过的人文中国，不再是社会学家帕森斯羡慕过的那个因尊重历史而归宗保守主义以至文化不绝的民族，也不是日本人敬畏神往的唐人后裔了。
我有一个梦想
在有史可溯的3000年里，大体而言，中国的兴亡与礼的盛衰几乎完全同步，礼乐兴盛，则国泰民安、民富国强，周初、两汉、唐宋、清代中叶均其显例；礼乐衰亡，则国否民乱、民穷国弱，战国、秦、两晋、元明以及历朝末年、“文革”便是铁证，历史充分表明礼就是中国的文化根基。
因此，要重振国运必须首先从恢复国本开始，吸纳外来文明与保存并且发展本土文化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对立，有时甚至相得益彰，互为支持，关键看社会、时代的需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先祖3000年前的遗音，今日中国已开始苏醒。今天，当主流思潮还像往日一样以批判传统为快事的时候，许多人已经悄然埋首国故；
当人们只拿眼睛盯准了西方礼仪的时候，彭林等学者将曾经是礼义之邦的我们先祖默默地介绍给大众；
当当红的思想者们依然仅沉醉于古希腊、欧美的同时，也有那么一些甘于寂寞的学人皓首穷经，挖掘本土的古圣先贤，如钱玄先生对三礼的精湛研究，沈文倬教授对宗周礼乐文明的研究，陈戌国对古典礼制的爬梳（虽然其史观不免陈旧）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文化先锋在共同从事这一复兴传统的伟大事业，不遑多论；
与此同时，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也悄然或大张旗鼓地出现了与复兴传统文化相关的事件：
几十位国学家呼吁将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作为法定的教师节；
纪宝成、蔡瑶铣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七夕节、除夕等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
当代儒家学人蒋庆编辑儒家经典读物的儿童诵本，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争议迭起，支持与反对难分轩轾；
彭林、刘梦溪等学人倡议重建中国当代的礼仪文明；
季羡林等七十位学人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曲阜市政府首次主持盛大典礼公祭孔子；
经过济宁市政府的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国际最高级别的“孔子奖”，奖励全球范围在教育、文化、哲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总统、部长和专家；
……
尽管上述种种还不成熟，例如祭孔最好的方式不是公祭，社会性祭祀更有意义，祭礼的服装用清代满装也不合适，并且据说祭祀的仪式也是混乱不堪；有些文化宣言有政教过于混同之嫌；读经诵本的内容对经典的看法过于狭隘，不够考虑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原教旨之嫌，其编纂寄托于一人也失之偏颇。这一切都还显得杂乱、幼稚，有些文化行动甚至不伦不类，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苛求一个刚学走路的幼儿不许摔倒，至少有了起码的开端。
于传统深厚的民族而言，丧失了自己的根基，吸纳外来文明的能力会因为文化心理上的重挫而下降，文化自信心的强弱与吸纳外来文明的能力成正比，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方有百川归海、融新化旧的不凡品格。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食古不化，对这个问题，800多年前的儒门大家朱熹先生就曾经告诫过后人：“古礼于今实难行。尝谓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番，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尽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如果朱子尚在，看到西方自由平等精神开始融入中国文明，想必会考虑结合外来，且不会指望一两个“大圣人”来解决问题了，因为这是无数人的共同事业。
为此，除了上述努力之外，我们还需要以更深的温情与敬意重习以宗周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历代文化，掌握礼的精神，研究历代礼治的具体制度规范、社会准则，删繁就简，创新补故，挽救于今依然适用的国粹（于今日已无需借鉴的内容，可以入档，不必侮谩之为糟粕而打入另册），参酌并融合外来文明，创造性地转化古典智慧，发展中国新文化，重建礼乐神州。
例如：
尊重并研究古典政治智慧，结合西方宪政经验，建立固本重人的政治制度，深入国情，借鉴西方适于中国的普世价值和具体规则，建立适应中国自己的法律体系；
尊重自由贸易，警惕自由经济之弊，学习文化性抑商而非政治性抑商的古典智慧，将商业控制在合理范围，使社会有节制地追求物质财富；
继承注重家庭的传统合理内核，借鉴西方强调社会协助的制度经验，建立以家庭伦理为精神纽带，以财富再分配为物质支持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遵循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参酌古典书院以及西方多形式的办教方式，全面打破教育行政垄断，还教育于社会；
镜鉴中西，发展各类行业伦理准则，尊重并大力发扬本国固有的民间礼俗，逐步形成以仁义礼智信、自由、平等为精神内核，以现代礼仪为非强制性规范的公民社会；
继承祖先敬畏天地、尊重万物的思想，借鉴西方先进的技术手段，改善现状，创造天地人和谐无间的生存环境；
借鉴古学，参照既成，将古礼精神融入国际交往（例如《左传》），为全球达成更加合理的国际法共识，提供古老的东方智能；
……
如此，方能继往开来，铸新绝乱。然而山高水长，前路崎岖，要实现再造礼乐神州的梦想，还需今生后世的国人下千古不怠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