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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改进

  

  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常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边。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它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实现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它模式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中国模式核心的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其它缺陷,才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提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加上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的时候,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东西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也不行。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我们已经论说过,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清楚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者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哪些它应该退出来的地方它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则是完全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贫穷不堪。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统治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为什么成功?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的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的开放。在政治领域,19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它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说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开放创造新的利益去推进改革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所做的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它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那么就会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时就有很多的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找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的。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着这个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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