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警察办案之外，学者进行学术讨论与普通人日常辩论，都会用到逻辑推理的办法。三种思维活动的共同点是：不断反驳对方的观点，直到达成共识或者一方认输。根据北大逻辑、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来说，只要不是胡搅蛮缠，反驳最终比拼的不是论据多少，而是谁的思维更有逻辑性。
学术界的思想争鸣十分激烈。例如，北大各学科的教授们可能撰写几万字的文章反驳其他院校同行的观点。普通人在辩论时可能随手抓一个论据就上，不经过仔细论证就直接给出结论。这在北大教授看来是非常不严谨的做法。不光是立论经不起推敲，反驳也是漏洞百出，很容易被对方的诘问难住。
我们通常采用两难推理的思维方式来反驳对方的观点，但由于立论不严谨，对方可以跳出假设的前提予以还击。而北大学者在学术争鸣中的反驳，是一个极为重视逻辑的推理过程。
首先，找出对方的论点中存在的漏洞。
学术讨论不同于警察破案。案件只有一个真相，所以警察可以用唯一的逻辑来推理出唯一的真相。但学术研究往往只存在主流答案，而没有唯一答案。以历史研究为例，历史无疑只有一个真相，但历史系教授们要解释的东西非常之多，很难像警察那样用唯一的逻辑解释所有现象。
例如，某教授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黄金时代，理由是当时的皇权专制处于较低水平，对待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很宽容，不搞文字狱；但另一位教授却认为，宋朝是古代皇权专制程度较高的时期。两人的结论针尖对麦芒，少不了一番相互辩驳。由于学术研究没有唯一的答案，只能靠对比逻辑思维的严密性来分辨谁的观点更接近真相。
然后，列举出对其论点不利的证据。
例如，前一位教授关于宋朝皇权专制程度较低的结论，是由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比明清两朝高、民办书院非常多、没有焚书坑儒和文字狱等观点推演而出的。他选择的论据往往是史书中对自己有利的记载。
但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要求每个学者都不能忽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载。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研究者也应当解释不采信那些史料的理由。
那位认为宋朝皇权专制程度高的教授，也可以从史书中找出反面例子进行辩驳。例如，宋高宗时期，奸相秦桧就曾经打压过大批上书言事的主战派文官武将。这就使得宋朝不搞文字狱的结论失去了合理性。
最后，给出自己的结论以及论证过程。
普通人的反驳只需要驳倒对方就基本结束了。但学者在反驳对方观点之后，还需要给出自己的结论。
例如，后一位教授通过对比宋朝官制与汉唐官制的差异，发现宋朝士大夫的经济待遇虽好、社会地位虽高，但职权范围远不如汉官或唐官。由此可见，大臣的实权大大下降，宋朝皇帝比唐朝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而人们所说的皇权专制程度更多时候是看皇帝的权力有多集中。将史书中的相关记录用逻辑推理串联起来，推导出最终结论，才是学术问题反驳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