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热衷于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制造舆论和设计蓝图。在我看来，从现实情形看，这种理念性的阐述（即为什么必须改）和技术性的构架（即如何改）恐怕是一厢情愿。因为中国的现实是：讲道理无用，路径的设计更是无用之无用。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既然政治体制改革剥夺的是当权者的利益，那么，当权者的态度才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数千年政制的研究，我以为有两个人是深得其堂奥的。一个是王亚南，一个是吴思。王亚南是第一个将《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但他的学术成就的高峰，是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提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皇权至上的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社会中，其实这个阶级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独立的品格、独立的精神和独立的行为规则的。官僚的权力是中国千百年来专制社会中与皇权共生互补的一个权力，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决定性的权力。老百姓对这一点是极其明白的，所谓“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而吴思则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血酬定律”，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他认为这是“决定其它一切规则的‘元规则’”。
我曾经在拙文《毛泽东晚年唯一说对的一句话》中，提出中国有可能走向“历史上最坏的专制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坏的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里解释一下“最坏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特征是“家天下”，天下者一人之天下。但是，比“家天下”更坏的是“官天下”。皇帝还要为自己的天下负责，还要考虑一姓江山的“百世、千世乃至万世”，也就是为子孙负责，因此虽然是一人之天下，嘴巴上却还要说是“天下乃一人与万民共有之天下”。而“官天下”则这点责任感也没有了。大家都是短期行为，能捞就捞，呈现出一种世纪末心态。
吴思先生在分析马德卖官案时有一段很精妙的文字，他说：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不过，假设绥化市真成了马德的独立王国，他一定买官鬻爵吗？其实未必。因为这样做不合算，前人算过账的。
清朝有纳捐制度，一旦遇到战乱或灾荒，财政困难，朝廷就大开捐例，卖官应急。这时反对者就会替皇帝算账，说这种生意不合算，人家花钱买官，一定要加倍 捞回来，搜刮百姓，最后毁了江山社稷，吃亏的还是皇上。皇帝也认账，但他另有理由：既不能听凭百姓饿死或反叛蔓延，又不能抢劫富人，只好卖官应急。缓过劲 来就不卖了。总之，在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卖官不合算。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卖官仅是一个例子。如果放大到整个体制来看，中国当前的这种“党天下”也就是“官天下”的体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更糟糕”的状况。从整体的执政能力看，中国的专制社会的各个王朝，还都能延续数百年。但是，我们看与中国现在差不多的前苏联，不过七十余年就灰飞烟灭。过去的皇帝，也许还有自身进行政治改革的动力，比如中国的“商秧变法”、“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官天下”因为无人负责国家的长远的整体的命运，所以这一改革反而更难。
当下，面对巨大的危机，只要不是傻瓜，谁都看出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这里说的“誰”，也包括了中国的各级领导人。但是，指望中国的领导人自觉自动地进行这一改革，我总觉得是对什么什么弹琴。
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的官们是不会进行这一剥夺自己分肥权力的改革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自己及亲属办好了外国的护照和绿卡，转移了巨额的财富，作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但是，在没有“变天”之前，他们还是要多捞一点是一点的，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道德的角度去批判这些“官们”。说句实在话，把我们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们也会变成贪官和旧体制的维护者。还不用当官，就说学者吧，我们这几年都已看够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可耻的演变。这就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巨大的悲哀。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他得出的结论是“天之道”与“人之道”是不一样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也就是说，人类发展的规律不是公平而是不公平。吴思先生曾指出“生命与财物的关系，向来是人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他的“血酬定律”则揭示了“拥有最强暴力者”也拥有最多的财富”。现在，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住枪杆子和国家的强力机器，又控制舆论，以最大的强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然，在这个时候与其商量政治体制改革，无异与虎谋皮。
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是在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时，一是在出现了蒋经国式的人物时。
关于第一点，陈奎德先生看得很准确，他说，“经济起飞的成就可为中共重建所谓政绩合法性”。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改革的压力。确实，这时中国的弱势群体只要还有一碗饭吃，中国的中产阶级只要还在分享这种增长的好处，就不会有巨大的社会动荡，就不会危及现有的政治体制。而只有到了经济支持不下去了，人民要造反了，按照吴思先生的定律，这时社会力量的对比才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强弱易势，暴力的局限性也显示出来了，既得利益集团才能被迫进行改革。
关于第二点，虽然我曾撰文《从刘亚洲想到蒋经国》，但我以为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况且，陈奎德先生说得对，中国大陆与台湾有相当大的不可比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热心者们当然应当致力于呼吁与设计，这对于造成一定的舆论环境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走势可以待续的时间，及早把握中国经济的衰退期，并且形成中国社会健康的政治力量。在时机到来时，与当权者开展理性的对话（如同波兰），力求在社会代价最低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
来源：改造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