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忠——一个勉强念完初中的人，凭着自己对中国特色的官场之道的精通，竟然仅凭着攀交上级领导和做足表面文章一路青云直上，以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的奇迹，一路攀升至安徽省副省长，并堕落成一个大贪官。王怀忠的“奇迹”，并不在于他的升迁之路有什么与众不同，而仅仅在于他比一般人升得快而已，因为谁都知道，现行的干部任命体制，实际上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而在王怀忠升得快的背后，是他的表面文章乃至背后功夫都比别人做得足。仅此而已。
更为骇人的是，在这些表面文章亦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背后功夫的背后，是大量的、几乎无以遏制的腐败和民生凋敞！
王怀忠民间绰号“王三亿”，意思是王贪占的财物数以亿计，此即一例；另一例是王怀忠在安徽阜阳任职期间，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１０年的财力！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仕途升迁，就敢以挥霍国家几十几百亿元、以１２２０多万人１０年的生存发展为代价而且屡屡得逞，此等情形，以“一人腾达万骨枯”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为过。此种情形，是不是“一叶知秋”，我不敢说。但全国各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普遍性，却是有目共睹，只是程度、轻重的不同而已。
旅外华人学者丁学良先生把这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首长工程专门归纳为“腐败型投资”，这种投资基本不顾及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问题，基本不管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民生问题。所有投资都只围绕着一个目标来进行——为官僚个人或某个官僚小集团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服务。而这种利益主要表现为两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官场得道仕途升迁，经济利益则是从工程中获取腐败收益，如工程回扣，土地批租等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
腐败型投资，最终得利的永远是个别人，而这一切的成本，却最终要由国家和当地的整个社会来承担，甚至要由几代的后代来承担。这种腐败型投资的最大特点，就是既无计划，也不遵重市场规律，更没有什么科学论证和权力制约，一切全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指出，以“首长工程”、“条子项目”和大轰大嗡的运动为特征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既不如市场经济也不如严格理性化的计划经济，这类东西不要说市场经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也不允许。这种完全彻底地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行为得以畅通无阻，一方面是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权力手中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太多；另一方面是权力的外部制约力量陷于瘫痪。
解决的办法，一是大力削减权力的含金量，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还给社会，还给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权力必须受到民意的制约，同时政绩不能由上面来评判而只能由下面、由无官无职的普通民众来评判。我希望即将出台的《行政许可法》不仅要考虑部门的行政审批权限制的问题，更要着重考虑“首长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在现行体制下，只要地方首长拍板的事，几乎可以不受任何审批权限的制约，因为所有的审批部门，都在地方长官一人的掌控之下，不管审批项目多还是少，繁还是简，都逃不出地方首长一人的如来掌心。可以这么说，如果过多过滥的审批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的拦路虎，那么，首长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则是更严重的社会之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