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斯大林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和内含的矛盾；戈尔巴乔夫的经济结构改革与民主化；叶利钦自由市场经济和矛盾；普京可调控市场经济和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毛泽东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体框架；中国经济转型的大体进程和新问题；实行有效的社会政策：坚持社会公平与正义；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借鉴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关键词：集权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的社会政策、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80年代末 90 年代初，俄罗斯在开始转型的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 1926 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 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 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 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 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五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汽车、航空和重型机械等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长17％。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五十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据统计显示，1953年， 原苏联粮食年产量竟然还没有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比如：人均粮食产量，1913年是540公斤，但到了 1953 年，搞了40多年，还只有438公斤。其余产品，也没有超过 1913 年的水准。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原苏联处在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中，迫使决策者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国民经济中，其中 70％的企业都与军事工业有关，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也都依附于国防工业，这使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不能得到满足，消费品短缺，市场供应紧张。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官僚主义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原苏联境内和东欧国家都出现过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１]，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社会、政治矛盾。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1986年 2月，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针对经济停滞的状况，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加剧了工农业、还有食品工业的矛盾。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也仍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 6月，他们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 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划清党和政府的职能，“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条文被删去。1990年５月，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 500 天计划”，也有以“ 500 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但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被完全抛弃了。对此尽管可以从各个方面做出论证，但对广大民众来说，却普遍是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态而义无反顾的与旧体制告别。邓小平对此说：“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多种原因，但具体分析其原因，我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原苏联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走了一条否定市场经济的道路来和资本主义进行“比赛”；二是这种“比赛”主要集中在军事上，长时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耗费了原苏联的所有经济力量，据统计，原苏联的军事费用开支和美国的军事费用开支差不多，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美国总额的三分之一；三是原苏联在取得政权前，在经济上就非常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尽管在军备竞赛中，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军事国家，但却造就了非常扭曲的经济结构，“重重轻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执政者实行高压政策，与广大劳动群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使得在一定的“气候”下，一个建立了七十多年的社会制度，就在几夜间轰然解体了。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 1992 年 1月 2日，放开了 80％的批发价格和 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但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于 1992年 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 1994 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 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２]。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很明确：要将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 1993 年提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这个建议被俄罗斯思想界所接受，认为：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建立小政府上，却忽略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由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在 90 年代，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 50% ，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 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单一的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 严格界定并强调了国家在经济中作用：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减低税负、拉平税率，改革金融体系；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加强立法，保障优越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提高调控效率。他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３]。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较比叶利钦时期的做法，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 1999 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有评论说[４]：俄罗斯从1999 年至2006 年，年均增长速度约 6％，经济总量增加了 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货膨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 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评论还说：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深层还有很多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色彩，这主要是在毛泽东时期。1956 年后，毛泽东放弃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义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让亿万民众沉陷在相互倾轧中，使中国丢掉了 20 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贫穷低下。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农村曾存在了近 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从实行的那天起，就没有得到过民众的赞成，农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都一次又一次的被“政治运动”压了下去。七十年代末，反人民公社的浪潮重新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支持来自实践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取代了套牢在亿万农民身上的枷锁。同时，国家从推动农业发展入手，
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 －1984 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两项重大改革措施，使中国八十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主要农产品从长期短缺达到了基本自给，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有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是这一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事物，它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
1984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家生产、建设和商品的主要承担者，一方面它沉积和经营着大量的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又提供着国家所需的财政收入，但投入与产出很不匹配。1984年，党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明确指出：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所谓“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的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这使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甚感不满。1992年初，他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５]。三个有利于，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一般性的描述：“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价格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的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这段描述大体上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在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把稀缺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行业中去；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补充市场的缺陷[６]。
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描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它包括: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外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还有，建立完善的宏观管理体系等。
这些主要环节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有机整体。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７]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
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
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
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
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摧垮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2006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非公经济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成为步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也不再是抽象的劳动支出，而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不仅个人劳动以社会标准衡量，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发展城乡商品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有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利率、汇率、税制也在逐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只有那些不动脑袋思考的人，才会存有这样的幻想。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教训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地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其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 50 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 “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８]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决不能掉以轻心[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决策层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江泽民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还很遥远，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发展先进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武装人，用先进的文化来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这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形。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主要：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究报告估计，贪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以上。第二，官员的超常消费，也引起了民愤。据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即“三公”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吃喝、出国各2000亿，相当全国财政支出的七分之一。如果按我国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三公”付出538元的代价，这相当于中等以下城镇大多数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是民众一项沉重的负担。第三，官员执法犯法。农村基层公职人员挪用国家支农资金、征地补偿金和扶贫、救灾、救济等款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私分、侵吞、挪用国有资产或出卖国企利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和民主权利等犯罪事实，造成了社会民众对执政党权威的怀疑。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世界银行对此也进行过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已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在就业中，
有80％的劳动者年收入只有一万元，他们只能分享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而60％则被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得。就贫困状况，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有关报告中说：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人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如果按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计算，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6.6％。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困人口却还在增加，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报告还指出：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2006年接近4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市场操纵、信用丢失、财务造假、虚报信息、盗版侵权、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的侵犯了消费者权益。另外，掠夺性经营，官员政绩性工程，使耕地丢失、环境破坏，能源损耗，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下降。
邓小平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但那时，邓小平并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而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却是很难纠正的。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说：“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更是明确告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１０]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胡锦涛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对一些主要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主要是：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强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政府的功能发生了转变，政府实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弥补市场的不足；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将实施的“物权法”，将能比较好的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胡温新政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我们注意到，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温家宝在他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他特别强调：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温家宝在这里所讲的第一个任务，与邓小平所讲的思想完全一致；但第二大任务将“社会公平与正义”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却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认识。温家宝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个论述非常鲜明的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他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这是马克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变。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有了这样一些新的内容需要关注：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逐步推进对国家领导、立法、决策、司法、人事、行政管理、监督制约、基层民主等方面的体制进行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要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诸如：已经实行的免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制教育，都已立法；还有将要实行覆盖城乡的低保制度、城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最终也要建立制度。有了制度，就不会轻易改变，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民权问题要纳入政治体制改革。
在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重视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这是中国在新时期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一个新的亮点。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学习，不断的学习。我们注意到，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定义对中国正在进行着的市场化改革，很有借鉴意义，他说：“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刻含义在于，把市场上的自由原则同社会平衡和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上的负责精神结合起来。”他还说：“我所认为最关重要的是在指出，西德并没有采用过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１１]这条中间道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理论和实践说明，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成功的，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如果过分迷信市场而政府无所作为，将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如果忽视有效的社会政策，也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种制度安排，其所内含着的公平、正义、民主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互依存，实际上是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一种体现。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在自由放任与专政极权中保持均衡，让贫穷与富有、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后发达地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能够协调、和谐的发展，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对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市场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2007年6月初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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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原东德二战后由原苏联支持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据记载，到1950年，虽然已经过了五年时间，但生产还在下降，当年生产总值仅有1936年73％，而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原西德，生产却持续上升，当年的生产总值已经是1936年的117％。1953年5月28日，原东德政府决议：在不增加工资的前提下，劳动定额提高10％，这激起了工人的不满，6月16日，工人的不满演化成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到6月17日，全东德有30多万人参加。原苏联驻军出动坦克镇压，历史上称为“6.17”事件。这之后，还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如：1956年波兰的“波次南事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等，都由前原苏联出兵武装镇压。
[２] 详见《社会科学报》2007年4月19日
[３] 详见 李 新：《新世纪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评述》 http://www.rus.org.cn
[４] 详见 凤凰财经述评Http://www.kdnet.net
[５] 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373页。
[６] 九十年代初，国内外经济学界曾就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成功”的市场经济运行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三种模式。美国：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注重消费者利益，国家通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来扩大市场，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发生影响。法国和日本：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依靠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对市场运行进行协调；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通过经济计划协调市场的同时，注重社会公正。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还有北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等。与世界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来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还处在探索中。在这之前，国际上就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行过研究。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战中，奥斯卡.兰格提出了“竞争的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提出的“个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对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影响。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中，他们为了达到财富更公平的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目标，也主张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特别注重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要求建立社会福利的国家。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时，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但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面临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获得确定价格需要的信息；二是经理缺乏激励。当企业赚得利润时，厂商不能获得回报，但当企业发生亏损时，政府又必须来弥补。他说：这种市场经济的模式既缺乏资本主义中的市场激励结构，同时也缺乏传统社会主义中的经济控制机制。他也指出，中国在农业的生产责任制中获的了成功，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在其他方面的改革还是有争议的。详见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下册，第379—3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７]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８] 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313页。
[９] 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380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第1356-1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１１] 刘光耀：《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 《中国改革报》 2007年0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