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距离有多远？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但是，无论持直接政治改革观点，还是反对政治改革观，若不能从理论上阐释清楚自己的合法性，就无法说服对方并确证自己。理论的职责就是穿越现实的迷雾，确认前进的方向。本文作者的观点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然经历一个行政体制改革的阶段，以矫正和健全法治社会建设，否则，将形成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纷争，导致社会失序的局面。
一、苏东之败的原因：现实提出的问题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引发了国际政治领域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思想界的严峻反思。至今看来，反思的结论不能令舆论界满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我们可以来反思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方式。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例如高放教授近期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2012年第5期）的文章、丁学良教授发表在《南方周末》（2012年5月11日）上《苏联为何遭遇体制性失败？》的讲话，基本解释是一致的。在反思过程中，很多专家认为，苏联共产党脱离群众，造成了一个官僚阶层；它已经不能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倾向于这个立场的媒体作者还很多，不胜枚举；而专门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恕不再例举了。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追问方式本身更耐人寻味：其一，试问该如何思考一个政权垮台的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去讨论，而不是直接从上层建筑一方去讨论。假若从经济基础去讨论，那么，接下来要问：苏联东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究竟哪一方面出了问题？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政权失手，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出了问题（例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都不是。苏联生产力水平在30年代处于欧洲总量第二，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在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初期，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就生产力水平而言，苏联重工业和特殊工业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轻工业和农业处于粗加工的水平，整体技术和工艺水平达到了世界前列。但是，在高精尖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民用等领域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其原因不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1]
其二，从上层建筑方面（例如政党建设）寻找原因这一思路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则呢？显然存在着矛盾。政权的垮台和政权的建立，仅仅从政治本身寻找原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权的垮台，应该从政治之外去寻找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上。时下认为苏联党的失去政权，其原因在于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并非根本原因，至少没有看出问题的根本。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本身。
假如上述追问恰当的话，那么，就存在这个一个问题：一个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居然无论从经济基础方面还是从上层建筑方面都无法去反思，即使去勉强反思也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岂不是咄咄怪事？
在这里存在着理论之殇。所谓理论之殇就表现在现实的走向所依赖的理论本身存在着弊病，但在推行之前却毋庸置疑，不容反思，当依据它来推行的现实运动呈现出无法抗拒的矛盾时，却发现理论的原动力存在着先天错误。
二、重新反思一个经典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社会运动的规律，有一个理论路径，通过爬梳这条理论路径，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原则的实质以及它关涉的方方面面。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它就不可能存在。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一般认为，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精辟地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里，恩格斯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阐述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没有得到注意——“社会”：起点是“市民社会”，随后是“社会组织”，再后是“社会生产”，最后是“社会结构”、“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套理论话语里，“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基础部分。缺乏社会形式作为基础，就无法确定这套理论话语的适应性。
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命题，还原到最后乃是在“市民社会”这个基础上讨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还是相反”这个问题；马恩后来讨论的基础仍旧没有离开过“社会”和“欧洲社会”这个固有的基础。《共产党宣言》这篇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最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一切对立和斗争都必然在社会的舞台中发生，缺少社会作为舞台，就没有任何历史生活。这似乎也告诉我们，缺少了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作为基础，就无法科学地谈论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假如我们提出一个反命题——“缺乏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就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是否成立？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唯有在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方可成立？因此，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思想，应该表述为“经济基础-社会组织-上层建筑”三个环节。
假如上述推论成立，那么我们在长期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命题时，就无条件地忽略了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形式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存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为此付出了代价。有学者指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坚持终极真理，实施程序是可以不讲究的。结果，他们失去了政权。实际上，民主精神是依靠民主的程序来实施的，缺少民主的程序，民主精神就无法依托。在总结苏联共产党政权失去的教训时，并没有所谓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并非直接接触到上层建筑，而是存在着某种中介性的组织，且把它称为“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发生作用，无论这个力量是决定性的，还是非决定型的。
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在俄苏共产党人的著作里则简单地表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列宁著名的“遗嘱”——《论我国的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规定，在这个规定下，社会主义就必然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俄国处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就不够条件；而俄国的现实却又造就了革命的浪潮。列宁表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6]为俄罗斯民粹派所困惑的宿命，使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19-20世纪之交激烈争吵过的命题，在列宁看来只要颠倒了先后秩序就可以了。事实上，俄罗斯的道路就是力争把它倒过来处理就可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市民社会”的命题没有得到重视。在他们看来，“社会建设”的命题是不存在的；除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别无它途。这就埋下了恶果的祸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答复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请求时，曾就这个问题做过长期思考，学术史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最终，他们的答复是耐人寻味的。恩格斯写道：“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7]80年代后，当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回信后，尤其是对俄国经济制度、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的观点显然发生了变化：“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9]这两个说法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假设：俄国的“农村公社”——假如它还是公有制的话——假如它能够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话，那么，“卡夫丁峡谷”就会有跨越的可能。这个结论与民粹派的结论实质上是不同的：民粹派的跨越是仅仅以公社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个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成为跨越的唯一充足条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条件是非充分的，它还必须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为前提。缺乏这个前提，一切仍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结论实际上可以这样表达——俄罗斯社会的前途，可以表述为：要么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到“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上来，要么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除此之外，“跨越”就仍然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在承认和否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都立足于一点：“公社”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个因素通常被俄国革命者所抛弃。
三、现实的对比：苏联模式与英国模式
自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社会的变革。从20世纪60年代为终点回溯，我们会发现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英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一条是苏联发展的路径。
自从19末期、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第一次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修补自己的弊病的努力，远较它的竞争对手来得上心。考察其百年的努力，这种修补特别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并值得中国参照。归纳起来，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见功于三个方面：生产力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健全、政治民主化水平提高。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显著成就，造成了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神话。
以往，中国学者在考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力或民主政治方面。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就与不断引进西方产业的先进技术密切相关。但是，却因为把社会建设意识形态化而对社会建设加以拒绝或疏远，这是十分遗憾的。
以英国社会建设为例。众所周知，17世纪英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层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表现为一种等级制分层体系：社会分层取决于出身、称号、财富、职业、生活方式和对权位的占有这几个相互影响并具有可变性的因素；社会流动是英国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特征和自我调节机制，它使表面上因社会分层的存在而显得稳定的英国社会在17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管理的特征是“乡绅自治”。乡绅和教区基层管理人员一起维持着英格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展。这是一种以地方社会为中心的、依靠传统文化习俗和社会纽带，以及乡绅们担任公职的自觉意识而形成的“协商”式社会管理机制，它的正常运转与英格兰的分层体系和等级观念丝丝相扣。换句话说，17世纪的英国社会与同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涌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10]
英国18世纪进行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造就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工人群体，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里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的判断是：随着小资产阶级阶层不断分解，无产阶级队伍会越来越大；随着财富的分配不均现象越来越显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必将到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各类著作里也能够看到这一社会趋势，例如，在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里，就能够看到对这个时期的社会面貌的真实描写。但是，这个判断并未成真。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期，接踵而至的战争（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英国社会重新洗牌的机会。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英国政府逐渐改革了财富分配、税收制度，促进了向社会底层低收入阶层倾斜的分配方针，健全了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了一个橄榄型中间部分的中产阶层。照顾到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法案相继出台，传统的“乡绅自治”让位于以社区为核心单位的管理模式。英国完成了现代社会建设的历程。
那么，英国政府在此期间做了什么呢？有学者描述：“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1908年的养老金法，1909年的劳工介绍法，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1918年的教育法，1922年的住房法。这些立法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11]
因此，研究者认为：“随着19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人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12]
从英国社会建设的历程可以看出，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就必须为这些巨额财富寻找出路。除了有计划地投入再生产、基本建设之外，福利性公共分配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期出台的一系列法案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所谓现代社会建设发挥出化解激烈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功能，成为稳定社会的软实力。这个步骤，在法国、美国、德国以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表是同步的。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期间挖掘的第一桶金是携带着血污、是肮脏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无数次洗涤后，这笔钱不仅增值了，而且洗洁净了。归纳起来，英国政府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在公民权力平等的理念下，完成了全社会福利均权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二，建立了全民共享的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三、建立健全了社会财富合法流向的决策机制和法规基础。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论，并没有得到现实的确证，它只是19世纪上半期至多到19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而到了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战争改变了这个走向。
与其相比较，倒是急切从政治体制上改革的国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例如俄国。从经济领域看，俄国1861年启动废除农奴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到90年代，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1895年下诺夫哥罗德全欧工业博览会达到了顶峰。随即俄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1905年推翻封建罗曼诺夫王朝，实行君主立宪；1917年2月，推倒君主立宪，实行资产阶级及各党参加的议会制；1917年10月，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罗斯政治革命三大步，依照列宁的说法，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1922年结束国内战争，开始市场经济；1928年，结束市场经济，开始工业化；1937年，开始肃反。在40年代之前，苏联成为强大的经济大国。但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0年代，虽然国家财富增加了，但苏联政府仍然没有完成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国家巨额财富，反倒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特权阶层，原因就是国家财富集中了，缺乏再生产、再分配到国民的法制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缺乏，是社会建设空缺的表现。
因此，当一个国家经济上强大以后，进一步改革的定位非常重要。英国和俄罗斯是选择的两个极端，一个选择了社会建设，一个选择了政治革命。最终，经历了1980年代的停滞后，1990年俄罗斯宣布放弃了延续七十年的政治制度，回到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来。2012年，俄罗斯总统候选人、俄政府总理普京发表题为《构建公正：俄罗斯的社会政策》的文章，阐述其总统竞选的社会纲领。这一纲领具有深刻的意义。普京指出，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特别是最近四年，社会保障支出经费增长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1%提升至27%。普京同时表示，尽管俄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诸多成绩，但在确保社会公平、增加民众收入、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鼓励生育、保障居民住房等方面仍需付出巨大努力。普京表示，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政策效率的标准。因此，应创造公平的条件，保障民众具备平等的发展权，使其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其能力和贡献相匹配。普京建议政府在年内出台国家职业标准发展计划，并通过发展国家职业水平衡量体系，在俄罗斯恢复“工人贵族”，改变长期存在的工人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双低”现象。到2020年，这部分人群应达到1000万人[13]。竞选纲领具有策略性质，与实际作为有相当距离，但是，普京的这篇文章却实实在在表达了一种现代社会建设的思路。
四、理论之殇和中国的选择
其实，面对苏联解体，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党为什么会脱离群众？党如何和以什么途径才能真正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
一个自觉选择与人民相脱离的政党是愚蠢的，可是，光有口号和意识却缺乏实践建设，是不能够与人民融为一体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人的主观自觉性，而只能依赖人的社会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中，已经强调过市民社会对权力制约的重大意义。在讨论俄国是否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必须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建设平台。缺乏这个平台，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就不能合法地成为全民的成果，而仅仅属于某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甚至某些个人；缺乏这个平台，政治势力（例如政党）就无法有效地与经济活动的因素（例如普通民众）在同一个利益平台上对话，在同一个规则下分享利益，成为利益共同体。
因此，本文作者以为，苏联党之脱离民众，成为特权阶层，并非它的主观意愿，根本原因乃在于它缺少一个与民众利益融合的平台——社会建设。这导致了——当经济活动积聚了巨大的财富的时候——它面向全社会的分配体制和分配机制仍然处在非社会化的阶段。它的配给制使得分配成为特权阶层内部的活动，而隔绝于全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深刻的，而从理论反思的层面上看，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做简单化处理，是根本原因。
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业已三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设计未来改革的深化方向，是一个关键时刻的关键选择。从党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受到苏联党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和理论主要来自于苏联的翻译和阐释，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多半取之于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1892-189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一部分专门讲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部著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通俗化。前者提出了五项要素说，后者则通过引经据典把它们理性化。现在看来，简单地宣称“走俄国人的道路”并非完全正确的道路。俄国人淡化了“社会结构”的建设，恰好是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看重的、拒绝把自己的原则无条件普遍化的所在。所以，当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问题浮出水面的时候，很自然地会以政治体制改革而继之，但恰好在这里，我们可能走上处理问题简单化的歧途。
在本文作者看来，经济体制改革距离政治体制改革有多远，恰好像苏联人那样，走过了七十年后再回过头来补课，有七十年距离；中国若仍然要走七十年再回头，那就太愚蠢了。
（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注释：
[1] 现任教于美国特拉华大学（（UDEL）University of Delaware）的谢尔盖.洛帕特尼科夫的《生活水平对比：苏联1980与美国2008》（2009年），是表达本话题的最近成果之一。其观点是：1980年代的苏联公民虽然收入较低，但在日常生活里的购房支出、交通出行支出、食品支出、穿着支出四个方面较美国更为充分。整体上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国力。另：据梅德维杰夫等著《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披露的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个时期苏联经济状态（p2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2卷，1972年版，第3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1977年版，第232页。
[6]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5-436页。
[10] 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293页。
[11]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3页。
[12] 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293页。
[13]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12年2月13日。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5/6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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