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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盖棺论定可以休矣

  

  生平最怕之事,乃是出席追悼会。悲哀尚在其次,最恐惧的是那一套仪式:由单位出面主持,放哀乐默哀三分钟,有关领导致悼词,家属致答词,全体三鞠躬,绕遗体一圈告别,大家作鸟兽散。假如去世者高寿,还有一顿豆腐饭。

  

  这,仿佛已经形成了当代中国的丧葬文化。这套千人一面的葬礼仪式,究竟哪个年头开始形成,有待考证。我推测,一定是与中国人的单位化有关。什么是单位化,要让不了解咱们国情的老外理解,颇费口舌,但每个生长于斯的同胞们,却心领默会。早一、二十年,一个中国人离开了单位,简直寸步难行,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证,出门一定要有单位证明,否则就是盲流或逃亡地主,要被抓起来。即使不出门,平时的吃喝拉撒,包括出生入死,也要靠单位给你安排。单位管着每一个职工的计划生育,还全权负责他的丧葬仪式。假如没有单位,一个人便生如丧家之犬,死无葬身之地。

  

  所谓单位化,其实质是国家化,每一个单位无非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同质的细胞而已。每个人隶属于单位,就是受控于国家。按照国家的统一意志安排日常生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权国家的消退和社会的出现,人们从单位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原来的单位人逐渐变为社会人。不过,单位的功能在弱化,原来的单位文化并没有随之消失,比如这个丧葬仪式,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历史传统,而且在民间被普遍地合法化,形成了丧葬文化霸权。

  

  这套仪式的最核心 部分,乃是由单位所正式拟定的悼词。从中央首长,到平头百姓,千篇一律地从死者参加工作报起,历数其职务、职位、政治身份,有关奖惩情况,最后由单位作总结性的政治或道德评定。这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统一的格式、统一的语言,冷冰冰地,毫无个性,更无丝毫人情味。碰到有争议的人物,家属还会为一两句关键措词与单位争得不可开交。仿佛一个人活了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体现国家意志的盖棺论定

  

  究竟谁有资格为一个人盖棺论定?有没有必要盖棺论定?假如你今天还是一个单位人,你的一生意义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那么你不得不翘首以盼组织上对你的最后裁决,你将因此进天堂或下地狱。假如你不再是一个单位人,你就是你,你属于你的亲人、你爱的或者爱你的人,要这么个死后的结论有何屁用!

  

  好坏自有人心在。写在纸面的一风就吹过了,惟有人心中的是非,才是真正的历史。还是臧克家写得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一旦人们从这套国家化了的丧葬文化中解脱出来,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将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将看到各种各样的丧葬仪式:充满个性的、灵魂升华的、富有人情味的……

  

  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宗教、民族和风俗习惯下的葬礼,体现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内涵。2001年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葬礼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我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分校访问。接待我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弗里德曼教授告诉我,他们大学有一个教法国文学的犹太老人去世了,他不得不去参加葬礼,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参加。我当然愿意去感受一番异国的风俗。葬礼是在大学附近的一块墓地举行,前来送行的都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让我略感惊奇的是,她的女儿穿了一件绛红色的风衣。人们自由地走到前面发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用法语为死者诵读她生前喜爱的诗歌。最后,大家一起用犹太文为老人的灵魂祈祷,并排队为她送上最后一掬土。

  

  虽然我与死者素不相识,但分明感受到国内追悼仪式上感觉不到的人性、友情和灵魂的安宁。那是对一个人的最后送行,而不是去聆听言不及义的盖棺论定

  

  一些国外朋友对我说,他们最喜欢看的报纸版面之一,就是讣告版。在那里,他们不仅可以了解人们的生生死死,而且是一种文字的享受。很多讣告写得风趣、含蓄或别致,犹如一篇篇隽永的散文。美国一个著名文学家幽默地说:“每天早上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床上,看报纸的讣告。假如哪天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就永远不必起床了!”

  

  我们中国的报纸哪一天也能开出一块讣告版,让死者的亲人、友人们以自己的智性和性情为所爱的人送行?是啊,八股悼词可以休矣,盖棺论定亦可休矣。(《中国新闻周刊》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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