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NA和命运
2001年姚洋先生<在公正为谁而设》一文1中约略提到1994年出版的那本轰动美国社会并成为众矢之的的著作《钟形曲线：美国生活的智能和阶级结构》。2书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赫恩斯坦和社会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默瑞，书名“钟形曲线”是指美国社会的个人智能指数（IQ）呈左右对称分布状态。
从1979年起，芝加哥大学研究者对全国15000名14岁至20岁的青年进行了智力调查（称做国家青年纵向调查，简称HLSY79）。这一调查不仅测试了调查对象的IQ，还统计了人口调查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对调查对象进行了观念、孩提时代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兵役资格等做了问卷测试。这是一个工程巨大的长期追踪研究。1980年代初，因为预算压缩，调查对象减少到10000人，但是，今天，这些1979年最初被测试对象所生育的下一代——7000余名儿童又加入了被研究测试的行列，进入了关于遗传研究的样本之中。这一研究的诸多数据，成了一座众人挖掘的金矿。不仅媒体刊登利用这些数据写成的文章与专论，另外至少有2000余种出版物言及这一宏大的追踪研究。《钟形曲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关于智力遗传问题，不仅为赫恩斯坦、默瑞这样的心理学家、社会政策研究者所重视，而且也是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公共卫生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所关注的课题。
赫恩斯坦、默瑞在阐释NLSY79的统计数据的时候，极端地强调人的IQ主要是由遗传数据决定的，黑人的平均IQ比白人低了15点，遗传影响决定了人们的学业、成就和将来的职业地位，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知识社会形成，已经不是由财产、权力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各阶层中高智商者通过教育这一筛选机构被集中到职业领域的上层去的。因此，现代社会的阶层（阶级）纯粹是由个人的智力决定的，而决定着智力最大因素是遗传。赫恩斯坦、默瑞嫌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走得不太远，要求进一步取消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成果——政府对处于不利社会环境的种族群体给予补偿的“积极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也译作“肯定性行动计划”）那些政策。他们甚至认为当前美国社会中，接近的男女“智能组合”结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持社会活力，有必要控制一定智能水准的出生率。当然，这么说也太露骨了一点，有赤裸裸鼓吹种族主义嫌疑，美国是个对种族问题敏感的社会，所以，他们不得不退一步表示可以把由此削减的对低IQ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的经费投资到包括所有的孩子的启蒙教育中去。即使如此，他们夸大遗传对智力的决定作用。也被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遭到了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民主主义者的唾弃。
前不久，美国一位遗传学研究者格兰特·斯蒂恩的《DNA与命运》中译本出版，3书中第8章《智力》是以批判《钟形曲线》展开的，虽然很简要却也十分肯綮。
在HLSY79这项研究中，100被作为智商中等的基准。IQ为75-90之间的被试者，就属于智力低下了，就被认为是一种“风险因素”。如果一个低智商者有10%的机会作出某种负面行为，那么，同样的行为，高智商者仅有2%的概率。换言之，低IQ者的风险因素相对增加了5倍。根据这样类推，与高IQ的人相比，低IQ的人贫困风险也是5倍；不能获得中学毕业证书者是前者的70倍，要依赖社会福利保险的概率是前者的8倍，犯罪率则是7倍；生育私生子可能性是4倍；连他们下一代有问题行为的可能性也是高智商者后代的2倍；不能适应工作及被解雇的可能性也是高IQ者的后代的2倍。而这诸多的不幸与不能获得中学文凭关系最大，也就是IQ之高低和受教育程度和至少10%的职业社会地位可以单独用IQ来解释。那么，这IQ的高低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遗传？还是环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半的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者都采用对分开抚养的单卵孪生子进行相关性测定的直接研究方法来研究智力遗传率，而且，还设计了数学模型来计算、统计、分析这些测定的数据。尽管模型不同，得出的遗传率稍有上下，但是，折中一下，可以认为智力遗传率在60%左右。这表明还有40%的智力是由环境决定的，而这60%的遗传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测试、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少年的平均IQ有了大幅上升，说明环境的改变对人的智力有极大影响。4斯蒂恩抓住了赫恩斯坦、默瑞的要害：他们把事实（NLSY79数据、材料）和他们对这些事实的主观阐释“反复无序地掺和在一起”。斯蒂恩指出：“如果仅是先天决定智力，那么放弃任何群体都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赫恩斯坦他们虽然公开承认智力遗传率为60%，却强调这60%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在许多论述中，他们心照不宣地假设遗传率实际是接近80%或100%。”——DNA决定了人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正规学校教育无助于缩小认知的不平等性。”认知能力低下的问题不能为外部干涉所解决，”对“积极行动计划政策”判了“死刑”。
斯蒂恩是援引这样一个研究事例来反驳赫恩斯坦、默瑞等人所谓黑人与白人的平均IQ的差为15点的论点：研究的对象是1970年至1975年之间被遗弃后又被养父母收养的法国孩子。他们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社会地位（SES）被客观地分为高、中、低三种。研究者从中取低SES父母所生的、被高SES父母收养的和低SES父母所生的、被低SES父母收养的为一组样本，另取高SES父母所生的、被低SES父母收养的和高SES父母所生的、被高SES父母收养的为一组样本（两组，总共38名）。这样可以将SES对IQ的发展作用最大地显示出来。追踪的结果发现：出生于高SES家庭的孩子的IQ比出生于低SES家庭的孩子的IQ高出16点；相反，高SES养父母收养的孩子的IQ比低SES养父母收养的孩子的IQ高12点。出生于高SES又被高SES家庭收养的孩子平均IQ为120，而另一极端，出生于低SES又被低SES家庭收养的孩子平均IQ为92。但是，高SES家庭收养的低SES家庭出生的孩子，却比出生并成长于低SES家庭的孩子IQ高出12点。与此类同的，生于并成长于高SES家庭的孩子比出生于高SES家庭为低SES家庭收养者高出12点。由此可以得出两个推论：1，DNA与环境对智力形成都很重要；1，12点的IQ差能使他们将来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差别。斯蒂恩这么说：“也许，IQ的种族差异与IQ的SES的差异类似不是一种巧合，它们是同一原因造成的”，显然，他认为不能完全归结为遗传率的缘故。他认为《钟形曲线》一书的本质是：“伪装成科学的政治备忘录，平庸地漫骂贫穷，剥夺公民应有的权利、伪理性的种族主义。”
生物统计学学者达尔文等人（B.Delven, M. Daniels and K.Roeder, 1997, M. Daniels, B.Delvin and K.Roeder,1997）的研究结果，也对《钟形曲线》持批判的立场：父子学历的相关大于遗传的相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单纯的世代之间的学历相关，因为这中间有环境的媒介作用。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学历的相关系数是随着时代改变的，在20世纪初和二战刚结束这两个时期，父子之间学历相关系数最低，也可以这么假设，社会环境或教育政策对阶层流动发生有控制的影响。
二，良机——20世纪90年代
其实，赫恩斯坦的遗传决定智力的立场由来已久。《钟形曲线》不过是故伎重演。1960年代，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约翰逊政府为了改善黑人的就业、生活状况，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教育资源配置和求学机会实施了“积极行动计划”的政策，进行补偿教育。但是因为教育机会均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教育体制内部，而在于社会各种不平等的要因，所以，补偿教育政策未收到预期效果。为此，围绕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美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在那场论战中，时为哈佛大学教授赫恩斯坦也频频在刊物上发表他这种关于IQ的“科学”研究的高见。1973年出版的《能力主义中的IQ》5是他的代表作。那时候他也是对遗传要因的强调超过对社会影响的评价，认为学者如果老是诉说社会环境的不平等，会助长因为遗传而低能的人的依赖性。他利用英国巴特的调查结果6进行解释、分析，结论是IQ和取得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是0.7，而邓肯的同期研究结论是0.45。赫恩斯坦则指责邓肯的样本不可信，男性多，女性少；样本中高级官僚、高级白领精英人物太少，导致了相关系数较低。他还利用斯坦福大学特曼、詹克斯等人的追踪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其结论是：1，遗传与IQ相关系数在0.7-08之间；2，西欧、北欧、犹太血统等种族中天才多，东欧、拉丁裔、非洲裔种族中天才少——QI偏低；3，能力主义选拔制度形成初期，社会阶层流动会加速，但是以后又会呈减缓趋势。这三个结论和他主要论点是矛盾的。那时候，他提出这些结论，也是要求政府改变那种基于学业不振是社会环境、家庭背景造成的不利差别之故的补偿教育政策。他的饿这种极端的种族主义观点也很难为同行们所接受。当时，哈佛大学詹克斯等8人研究小组在“科尔曼报告”7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浩瀚的材料写成的名著《不平等》8的结论，在肯定遗传对人智力形成影响很大的前提下，承认中、小学教育质量均对消除智力不平等成效甚小；也承认单纯改善个人经济状况]增加学校经费等经济手段不能提高学生成绩，也不能消除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但是，这一研究也客观指出“如果改善个人所有的生活环境——达到平等的话，IQ的得点的不平等程度可能会缩小25%-40%。”
新马克思学派的鲍尔斯、金蒂斯和尼尔森等人也马上展开了更激进的反击。10鲍尔斯、金蒂斯在《美国的阶级结构中的IQ》是他们共同执笔的第一篇论文。他们指出主张IQ是个人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的理论背后是威权主义、等级主义，是把阶级不平等进行再生产正当化，并且是把个人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夸大的一种理论。他们首先提出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的社会关系都是与生产的社会关系相对应的。这篇论文也就是他们著名的对应理论（中国学术界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冲突理论）的发端，不过那时候还不成熟。赫恩斯坦等主张IQ是遗传决定的，IQ越高，经济上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的理论。而鲍尔斯和尼尔森走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子女经济上的成功可能性的高低与遗传的IQ倾向几乎没有关系，子女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是社会的不平等地位。他们对1962年美国国势调查中人口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后的结论是，孩子的IQ即使相同，可是他们最终学历几乎是由家庭社会背景决定的，而且这种学历差异并不是由学习成绩来决定的。他们以6岁至8岁的孩子为样本，指出IQ相同的孩子，家庭背景优裕的孩子比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能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社会阶级间差别和IQ的差距的相关性很小。当然，就学年限和学历的格差，只是表明社会不平等的一部分。
1994年，赫恩斯坦、默瑞的《钟形曲线》那样明显鼓吹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著述再度出笼也有其历史与时代的背景。1980年代后，开始实施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上1990年代IT产业兴起，美国经济处于一个少有的繁荣时期。可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急速加剧。尽管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程度在世界各国中已经鹤立鸡群，但是相对贫困使得社会各阶级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也日益加大。家庭背景影响了大学的学生入学结构，富裕家庭的高中毕业生大学入学率高，是低收入家庭毕业生的5倍。1994年低收入家庭直接从高中考如大学的学生只占总数的45%，而富裕家庭出身的高中毕业生的77%直接跨入学府之门。因为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大学的学生，大学毕业率相对要高。来自最富裕家庭（1994年度年收入8万5美圆以上的家庭）的学生中，24岁之前能大学毕业的比例，从1979年的31%上升到1994年的79%，可是，最贫困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2美圆）的学生却仍然只停留在8%左右的水平上。1979年出身富裕家庭、24岁之前毕业者，是出身贫困家庭者的4倍，1994年几乎达到10倍。10由此可见，奖学金制度并非是能从根本上缩小这种社会差距的补救措施。
另一方面教育“输出”的那头，不同学历者就业后收入所得格差也在扩大。在高学历=高收入的冲击下，收益率降低、学费高涨，面向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面临困境。为了使得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合理化、正当化，
“人力资本论”、“知识社会论”要以一种通俗的、大众面貌出现，才能为“知识转化为资本”正名。除了强化能力精英主义（meritocracy）的优胜劣汰原理外，在遗传决定IQ、IQ决定学历、学历决定贫富和地位这么一个逻辑之中，DNA决定命运自然成为这正当化的理论源头之一。
著名政论家拉休在《精英的背叛——对民主主义的背叛》11一书中描写1990年代美国社会的风景：
新的专家、精英们急速地收入增加，事实上形成了以经营业为核心的上层中产阶级，与意识形态相比，倒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阶级，……不仅在财产上，对教育、信息业的投资也大大超过前辈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职业各式各样，银行家、不动产商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政论家、出版商、编辑、广告公司的经营者、电影业从业人员、演员、作家、大学教授，……与其说他们对新精英文化中现象要素和生活合理性有所关心，不如说他们只是充满了对资本市场的关心，或者可以说在为获得赢利的跑道上狂奔。
正如拉休所指出的，左派学术界也变得更加关心如何保护外部世界对自己职业特权的批判，甚至用自己制造的艰深的学术用语来抵制大众的批判。在民主主义动摇的时候，是赫恩斯坦、默瑞等人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出台的好时机。
虽然招来了许多批判、质问，但是赫恩斯坦、默瑞等决不是孤家寡人。1994年至1995年期间，不仅许多专业研究者加入了关于《钟形曲线》的争论，各个领域的文化人也为此各抒己见。12实际上，早于《钟形曲线》，1992年出版的一本政论集《平等的终结》13著者卡乌鸦拉斯，和赫恩斯坦等如出一辙，主张要把市民的平等和“货币的平等”区别开来，也强调消除环境和阶级差别之后，个人成功与失败取决于遗传要素影响的理论，职责政府的“积极行动计划”政策是“公正的陷阱”，是对“能力主义的反动”，只能暴露出贫富阶层间遗传带来的智能上的差别。但是，我们要问：美国社会的能力主义是否真的在消除了环境和阶级的差别下实施的？1993年汉森更加明确主张IQ能促使机会均等，认为遗传优先至少比世袭、金钱特权要进步。14
赫恩斯坦等人提出的遗传决定论的假设并不是那么简单地能完美地证明的。因为社会阶层流动问题有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一种是假设能力精英主义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之中，在这一前提下考察优胜劣汰的遗传问题——心理学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学学者的方法，假设实现能力精英国、主义的公正竞争社会环境未臻完善的方法。赫恩斯坦他们是采用前一种方法，其极端在于：假设和证明过程中完全排斥社会环境及伦理问题的讨论，而且，“有遗传因素影响”与“由遗传因素决定”是有本质区别的结论。
同样，围绕遗传与智力关系的事实研究在社会学家中间也产生了冲突。比如，1996年英国社会学者桑德斯15想证明这样一个设想：如果完全实行了能力主义，那么很可能会显示社会是处于完全相当平等的状态的结果。他采用一种非常规的研究分析方法，从与赫恩斯坦完全相反的方向的假设着手，设计数学模型。他假设，每一阶层中持有不同智力的人的分布是呈相同比例的，其前提必须是人没有生来的智力差别。因为如果假定能力精英主义的作用以及承认某种程度遗传要因的话，那么，每一阶层中持有不同智力的人的分布不可能呈相同的比例。他利用1972年英国社会流动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智力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考虑这一要因”，——十分强调智力的功能。
对桑德斯的研究，英国社会学界正统派的马歇尔等人16采用IMS（Increased Merit-Selection）的假设进行验证，提出反论。他们也承认智力的作用，把教育作为变量代替智商IQ指标，讨论与另外两个变量——出身、社会地位三者之间关系。他的结论是：即使手相同教育（控制教育这一变量），“出身和实现社会地位这两个变量之间仍有很大的相关，英国社会的能力精英主义的现状不能说是公正的。”
三，能力精英主义处在夹缝之中
实际上，也不能对能力精英主义（meritocracy）寄托什么厚望。1958年M·杨在他的社会学与未来学焦炙的科学幻想小说般的名著《能力主义的崛起》17中创制了“meritocracy”（国内有人把它翻译成“能力主义”或“能力精英主义”）一词后，此词及其理论对教育社会学领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看到现代精英选拔结构的社会中，高学历文凭的获得、血液成绩实际上成了世袭的财产，因为上层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提到成绩、强调学历的种种有利条件，把这些条件留传给子女，所以，“要消除阶级对立的最好的方法是挑选下层阶级最优秀的孩子。从小给予特别的教育”。他预测20世纪能力精英主义将风靡全球，日益强化。但是他又无不忧虑地哀叹：“低智商的人开始在人类历史上完全不能维护自己最低限度自尊心”。当时杨的主张得到许多左派学者的赞同，因为能力主义权且可以作为批判世袭特权的武器。
可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教育民主化浪潮中，能力主义出现了破绽。不仅赫恩斯坦在能力主义的大旗边上又树起了一面DNA决定论的旗帜，左派们也对它越来越表示不满了。譬如，1970年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比布迪厄文化再生产还要直截指出：人们把博弈要素极小化，底层社会成员向上社会流动时，博弈的偶然性极大化。把博弈要素排除得越干净，越接近等价交换。可是，现实社会的先决条件（生来具有各种差别）这一偶然因素很难由能力主义来消除。尽管如此，许多人还以为教育中的阶层格差的原因是没有公正的竞争——能力主义，却不知能力主义的先决条件是有差别的社会。所以，以为只要有经济的量的增长，教育规模的扩大，因为经济能力以外的原因不能升学的人就减少了。然而，经济增长、教育扩大并不能消除因出生、血缘带来的不平等，不平等不是以绝对不足为条件的，而是以相对不足为条件的。诚然，对享受布道能力主义好处的人们来说，当然会渴望进一步、退两步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们要给弱势群体以一种补尝的原因。
四，失望和期望
我们不能对《钟形曲线》这样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著作仅仅付之轻蔑的一瞥，还要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在各种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滋长、潜伏。《视界》第一辑《卷首语》中编者如此警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前广泛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虽然没有直截了当赤裸裸地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各种通俗化了的有关‘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论说，在今天不仅时髦，而且成为解释中国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国际政治问题的不容置疑的依据。“我们初读上述拉休那段描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风景的文字，会有这种似曾相、身历其境的感觉。确实，有的学人已经超越了“知识经济论”，更便捷地把它阐释为“学历转化为资本”，其最高学理不过是埋头计算“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乃至社会上的炼金术业者们误以为人生成功的最快捷只要拥有一张“真亦假来假亦真”的、证明曾经学习过的文凭。整天编撰着“哈佛男孩”、“牛津女娃”的天才神话的著述家们殊不知“在赤贫的环境下，一个深具潜力的孩子可能丧失起全部的辉煌未来。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孩子来说，缺乏足够的教育将使他们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斯蒂恩语），贫困、犯罪可能正在向他们招手呢！最叫人痛心的是当血统、金钱对教育平等权利的凌辱不知道羞耻公开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一领域的理论工作者中却有人制造着一个“本土化”的“meritocracy”来聊以自慰、敷衍、搪塞公众乃至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我似乎听到《钟形曲线》那口虚幻的警钟正在为我们敲响！步入21世纪的今天，难道我们能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交白卷吗？
注
1，《读书》1999年第8期。
2，R.Herenstein and C.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 Life New York;1994.
3，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年。
4，J.R.Flgnn, “Massive IQ Gains in 14 Nations: What IQ Test Really Meas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01,2,pp.171-191.
5，R.J.Herrnstein, IQ in the Meritocracy,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73.
6，C.Bart,“The Gifted Child”,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sychology 14,pp.123-139,1961.
7，Coleman, James,S.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8,Christopher Jencks et al. Inequality: A Reassess Meri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 New York, 1972.
9,S.Bowles and H.Gintis, “IQ in the U.S.Class Structure”. Social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and Janury-Februry 1972-1973; S.Bowles and V.Nelson, “The Inheritance of IQ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6, 1974.
10, J.D.Arderson,
11, Lasch, Christopher, The Revol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95.
12, Fischer, et al,1996; Delvin, et al.,1997; Jacoby and Glauberman,1995 vKincheloe et al.,1996.
13, Mickey Kaus, The End of Equality, New York,1992.
14, F.Allan, Testing;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Examind Life. Berkeley, 1983.
15, P.Saunders, Inequality But Fait? London,1986.
16, G.Marshall and A. Swift, “Merit and Mobility”, Sociology, Vol. 30, pp.375-386,1996.
17，Micha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New York,1958.
初出：2003年《视界》第9辑。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