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的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今天》(Neatoday)上有一篇题为《教会和国家的交错》的文章,副题是“公立学校为何欢迎宗教(人士)帮助,为何没有法律诉讼?”文章讲的是,在美国各地都有一些社区的公立学校得到教友们的帮助,对学生的“学业和社会培养”起到良好的作用,而推动学校与教会人士合作的正是一贯主张教育独立的教育工作者联盟。
文章写道,在国家与宗教分离的美国,“宗教不能跨越学校的门槛,这是严格规定的”。然而,也正是这个制度规定,“使得人们对学校和教会的任何交往都抱有怀疑和恐惧,哪怕这种交往其实与宗教无关”，而这样就成了问题。一位教师说,认为宗教必然会负面干扰教育，这个想法会变成一种非理性的“害怕”，如果这样,“错在我们（教师）,而吃亏的则是孩子”。许多教育工作者意识到,教育不应排斥宗教的帮助。例如, 2006至2007年，俄克拉荷马市的帮派枪击事件增加,学校和教会在警方的协助下进行了多种合作。教会的人士与地方邻里关系密切,走访学生家庭,家长们对他们有信任感,相信他们是来“帮助”的,而不是来“调查”的。
在美国,宗教和教育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期的教育都是由教会创办的。19世纪40年代后出现了公立学校,1857年成立了“全国教育协会”,宗教虽然对公立学校没有直接影响,但与美国人的心理习惯和行为习俗仍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考查美国时就发现,“民情”(moeur)在美国民主生活方式中起着比“制度”和“自然环境”都更为首重要的作用,而宗教正是美国民情的一个要素。
民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和精神面貌。美国民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自由意识。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携手并进,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
在美国，宗教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是自由而强大的,并满足于为它准备的地位,它并不直接介入政治,却通过约束家庭而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宗教是个人怀疑、忌妒而骚动的精神的缓和剂。宗教通过提供关于上帝和人性的清楚的、确切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思想,缓解了人们的怀疑之苦，并帮助他们避免陷入惊慌的绝望。每周的安息日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使他们得以暂时抛开其生活上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进入到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结果,虽然法律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另外,撇开尘世世界的荣枯哀乐瞻望来世,又使人们得以超越“60年的短暂人生”。
在美国,宗教之外,教育和实践对美国的民主也至为关键。书本培养了美国人接受知识和实证思想的能力,而实践使他们熟悉了法律、权利与义务,使他们经验丰富且常识广泛。宗教、教育和经验一起，成为美国社会的实践教育因素，彼此渗透，相互关联。据托克维尔观察,总体上讲,美国人不仅是世界上最开化的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世界上实践教育，包括实践政治教育最先进的民族。
美国民主的成功有赖于美国独特的环境以及法制和民情,其中民情重于法制,法制又重于环境。托克维尔指出, “立法者就像人在大海里航行。他可以驾驶他所乘的船但改变不了船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又不能使他脚下的大洋息怒”，“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是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文化因素。由于没有民情的支持,墨西哥虽然袭用了美国的联邦宪法,在政治上仍然遭到了失败。从美国的民主实践中,托克维尔得出的经验是:逐渐发展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情,是获得自由的最好手段和唯一手段；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也是一代代美国人“学业和社会培养”的重要机制。今天的美国教育人士重新提出教育与教会的关系问题，也是从这一点来考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