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曾记载着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关于“鬼神”的一段对话。子路问老师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侍奉鬼神？”子路又问老师对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
在这里，孔子的话一方面的意思是说“生”的道理本无穷尽，终身从事于斯尚不能知其究竟，所以根本无暇“知死”；另一方面的意思是说，死的道理蕴含于生中，生死本是一气聚散，故知生即能知死，而无须专门讨论。他希望学生了解的，是让老年人能够平安愉快地生活，朋友之间能够充分地信任，年轻人则能够感怀恩德。他自己就是如此践行的，他为此而忙碌了一生，以至“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然也就不屑于顾及死之事了。孔子这种不谈死的态度并不是逃避死，相反，却是对死的深刻理解。而在他看来，死是气的另一种自然形式，而人能把握的就是“生”，了解了“生”，就能了解“死”；换句话也可以说，只有好好地“生”，才能好好地“死”。
孔子还说过一句与“敬鬼神而远之”相类似的话——尽人事而知天命。在孔子看来，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做好实实在在的“人事”，而不是去谈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如果不尽“人事”，单纯地去祈祷，上天的鬼神也不会赐福的。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而知天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似乎从来不搞形而上的思辨，也从来不热衷于追问“本原”“上帝”这些在他们看来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的整合与处理上。
正是在这种生活哲学的影响下，我们中国人似乎没有向彼岸世界超越的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活泼有趣的生活中。和西方人相反，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对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什么“在爱中与神相遇”，而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
宗教的超越是那么的不真实，可谓“高处不胜寒”，还不如“在人间温柔同眠”来的实在。西方人看重的是个人独立和自由，是“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而中国人则在血缘的传承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在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对中国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也许不是“上帝死了”这样的“形而上”问题，而是自己被家人所抛弃，被社会所不容。能让人自杀的事情不是自由被剥夺，更不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是受到了社会道德的谴责和千夫所指的责难。
据说，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感兴趣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而且，中国人向来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常常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一些老太太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也许都比较功利，常常是求个趋吉避凶、多福多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