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长普遍认为，能赚钱的才是有用的本事，其他一切爱好只不过是“没用”的快乐。往往很多成名的人，就是坚持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快乐。
我在职场上跟同事爆发的最大一次不愉快说起来简直丢人。
有一天在淘宝上买的一个小包到货了。小包很小，只能放进一本护照，几张信用卡，若干钞票，一个登机牌。再勉强撑一个iphone进去，已经变形。它价值四五百大洋，一到，办公室里的朋友们开始围殴它：太小，太贵，不实用。
“可是，它很漂亮啊。”我企图为它——或者说为自己辩解。
“漂亮又不能当饭吃！再说了，四五百块也可以买个很漂亮的大包包啊，还实用。”
“可是我很喜欢它。它令我开心。”我不死心地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它的设计有多么精妙，在小小的空间里是如何地做足了文章。
于是被批评的角色迅速从包包变成了我。我被这群女人批判成一个小资情调泛滥，不懂得过日子，不晓得柴米油盐贵的花架子。
在她们眼里，三四百块的钞票，应该买到的是同等价值的，甚至超出其价值的货品。在我眼里，能买到“货品”是钱的基本职能；如果它能买到“快乐”，它就距离“万能”更近了一步。可想而知，不欢而散。
年初我出版了《辞职去旅行》，在这之前，我曾企图将它命名为《完全无用的旅行书》。出版社编辑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谁会花钱去买无用的东西呢。”这句话铁钉一样被敲下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自己那个因为无用而被批评的小包。
一本旅行书，读者对它的期待应该是实用的建议，翔实的内容，无数的地址电话地图私家贴士。那么，阅读快感呢？它读起来一定让人开心，这算不算“有用”？我没能为自己的小包挣得赞誉，自然也没成功地给自己的书制定书名。
今年4月去了老挝。这是全亚洲最穷的国家，穷得连国家公务员月入都只有60美元，已经算富有的中产。更多的村落里，每户人家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而这里“一户”人家的概念，往往是七八口人甚至以上。就在这样贫穷的村落里，妇女们用蚕丝织造出蔚若云霞的织物。用天然的织物和矿石染色，夺目而沉着的色彩，细密而丰美的图案。她们的房子是茅草房，地板是黄土地，连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织的土布。但在裙角，蚊帐边，坐垫面上，陡然出现了这种比七月的晚霞还繁美的真丝织锦。宛如在沙漠上陡然开出的大朵鲜花，叫人惊叹。
有用吗？ 与贫困生活如此不匹配的繁美，有用吗？当然，没用。这些村庄人迹罕至，连把它们卖给游客换成钱的用处都没有。但即便是这样，制作它们，依然是老挝女人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在那个月的旅行里，我时常诧异于他们的满足和快乐。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最懒惰的民族，如果他们觉得一件事情里没有“乐趣”这个因素，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做它。守着山林，河流大好资源不利用，不去搞养殖，不去搞开发，不去搞旅游度假，不去开发矿业！国外资金简直都要急疯了，老挝人只是觉得take it easy。稻子总是要慢慢长的，时间总是要慢慢过的，不如先唱首情歌？
做有用的事，交有用的朋友，做有用的人。这些我们从小到大都听着的教诲每天都在和我们体内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做斗争。父母和学校教育我们康庄大道只有一条，人生成就只有一种，所以我们应该抓紧一切时间去赚钱。可有些人就是天生喜欢夏日里一场汗津津的午睡之后，在路边找老太婆叽叽咕咕说一些傻话。另外一些人则天生喜欢在街上乱晃荡，找男人谈恋爱开派对。我小时候还认识一个更无聊的小孩，他最喜欢的事是研究如何才能只摸到大蚂蚁的屁股，而不触动它们的头。
城市给一切都贴上了价格标签， 哲学家们说这是一场审美和功利的纠缠。 但即便一切都有价格标签——哪怕包括理想，诗意，美好，自由，快乐， 那么你为自己的这些东西标上多高的价码？300块加班工资是否可以换取你一个陪家人和朋友的周末？70平方米的房子够不够镇压你追求儿时梦想的蠢动？
好消息是：跟老太婆说傻话那人后来变成了蒲松龄，专门跟男人谈恋爱开派对的变成了萨冈，连我那个摸蚂蚁屁股的童年玩伴现在也在美国一个大学里做昆虫学教授。他们的那些没用的本领和兴趣，发狠了坚持下去，原来最终都有起些用来。世界上所有看似无用的“蠢事”和“傻事”恐怕都是这样，你只要铁了心一直做下去，它都会在某个时刻里轰然牛逼起来，在那些埋头挤在康庄大道里蠕动人头上，爆出一朵绚烂的花火。
更好的消息是，就连这些花火都不是成就本身，它们都只不过是我们独立自由的人格倒影和放肆奔跑的快乐足迹。总有些快乐，值得我们奋不顾身。
文/蔻蔻梁
心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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