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查良镛先生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学校放暑假回香港接受了鲁豫的采访。查先生谈到了他的人生当中关于事业的经历。 ——xinli001.com
鲁豫：您上初中的时候编过一本考试辅导书是吗？
查良镛：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做的，靠这本书（赚的钱）念完了中学，又到重庆读大学。那时候没有考试的参考教材，我们出了这本书以后在浙江、福建、安徽的销路都很好，赚了很多钱，我们三个人一分，就够念书了。
鲁豫：那时候您如果接着做的话，说不定就能成出版业大亨了。
查良镛：大亨不行，因为里边是我们自己出题目、写文章，跟小学生考中学的水平差不多。
鲁豫：据说您被学校开除过？
查良镛：开除过，中学被开除过一次，大学又被开了一次。中学的时候我们训导主任很凶，老是没有道理地骂同学，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讽刺他的文章，贴在学校里。结果训导主任说我讽刺老师，开除！后来江泽民接见我，他笑着问我，查先生，你中学时给人家开除了？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见你之前查过你的资料。
查良镛：上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国民党学校，蒋介石做校长，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学生，他们主张见到校长的时候要马上起立立正，而且脚一并，还得碰出声。当时正在跟德国打仗，我就说这个行为好像法西斯喊希特勒一样，结果学校就说我对蒋校长不尊敬，怎么能把他比作希特勒呢？又把我开除了。
鲁豫：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理想？
查良镛：进了大学念外交系之后。我想做外交官，能做大使就最好不过了。
鲁豫：您上大学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出国念书？
查良镛：那时候出国留学很难的，我在大学时唯一出国的机会就是去土耳其，可是我觉得到那里留学没什么用，就没去。
1947年初，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兴趣的查良镛初踏报业大门，开始在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并从此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
鲁豫：您当时出去采访吗？
查良镛：因为杭州的风景好，所以有很多南京的大人物来。当时国民党的陈立夫我就采访过他。
鲁豫：那时候报社的工资高吗？
查良镛：那时候通货膨胀，工资都几亿几亿的，钞票一叠，绳子绑好，中国银行或者交通银行盖个章，一捆一捆地拿。
1948年，查良镛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任职《大公报》。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杂志，并任主编。杂志最初的十年相当艰苦，作者不多，读者也不多。尽管如此，《明报月刊》始终保持着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传统。后来情况渐渐改善，读者多了起来，作者群也渐渐扩充，涵盖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海外各家各派人士，在海内外知识分子心目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鲁豫：您那时候到香港工作是一个好差事吗？
查良镛：那时候香港比上海差得多，上海是大都市，香港是小城市。
鲁豫：当时办一份报纸要花很多钱吧？
查良镛：是，我花钱算少的。我们十万块钱就办了报纸，里面我出了差不多八万，包括我卖小说的稿费、版税，全部投了进去。
鲁豫：一开始办报纸还没有赚钱的时候，生活特别紧张吧？您最惨的时候什么样？
查良镛：最惨就是没钱用，自己的小钱都不花了。住房子、吃饭还是有钱，但是吃得不好。
鲁豫：您把全部的钱都用来办报纸，家里人支持吗？
查良镛：在香港办报纸，如果没有钱就不要办。报馆需要了就自然要拿出来。
鲁豫：您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吗？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
查良镛：我对自己有信心。
鲁豫：您那时候是用手写吧？
查良镛：用手写，现在有电脑我还是用手写。
鲁豫：您当时最高纪录一天写多少字？
查良镛：写一篇小说一千字，写一篇社评大概九百字左右。写社评很难的，要看当天新闻，本地新闻看过之后再去看外国的电讯，最新的新闻都要写到。那时没有电脑排字，都是一个一个铅字，所以很费时间。我一边写，旁边就站着排字工人在那里等着我，因为我都是在最后一刻交给他的。他边等边说，查先生你快点儿，快点儿。我压力很大的，每天晚饭不能吃，有朋友请客我都不去，要写好社评才能够放心吃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访问大陆的邀请。1981年，查良镛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他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邓小平对查良镛早有听闻，在邓小平看来，既具深厚传统中华文化根底又与台湾有往来的查良镛，是沟通两岸极好的传话人。早在1973年春，查良镛曾应邀前往台湾，当时病重的蒋介石未能亲自接见，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他进行了深谈。所以当查良镛提出想见邓小平的报告被送达时，邓小平随即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文/鲁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