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者自我认同是其生命历程的展现，包括从同性吸引到自我表露同性恋身份等一系列发展阶段。当然男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发展并不是严格遵循这一发展次序的，如在确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之后，一部分男同性恋者并不会发生同性行为，而直接向外界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自我认同过程也存在个体差异，自我认同对有些人来说比较容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是充满痛苦和挣扎的过程。自我认同对维护男同性恋者的身心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认同发展良好的个体心理更健康，更能适应社会。他们在谈到对未来生活的计划时更有信心，表示将来“找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好好工作、开心生活”
男同性恋者自我认同之后，还面临着继续社会化的问题，意即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在主流文化中更好的生存。认同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情感和婚姻。他们一方面渴望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相伴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对同志之间的感情持悲观态度。“同志中感情专一的很少”，“同志之间感情最多只能维持3~5年，因为没有任何保障，没有婚姻的约束”。同时由于社会舆论，特别是家庭的压力，男同性恋者在婚姻面前抉择艰难。他们都表示想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建立幸福的家庭，但严峻的现实让其梦想很难成真，多数人不得不选择异性婚姻。“我想找爱自己的男人过一辈子，但目前来说不现实”，“我还是会找个异性结婚的，为了家庭，别人也认可”。
自我表露即是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用他们的话说是出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公开身份可以看着是一种仪式，对男同性恋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保持心理健康，减少隐藏性取向造成的心理压力，而且能够促进自我认同，增强自信心。Plumer总结了同性恋者公开身份的四种对象：对自我公开身份，通过自我对话，向自己表明自己的身份;在私人场合下公开身份，在有限的范围内告诉其他人—亲人、朋友和同事;在公众场合公开身份，被更多的人知道，成为自我无法控制的公开的信息;最后是在政治的层面公开身份，讲述身份公开的故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之。我国的同性恋者不像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者那样非常关注个体的政治权利，而更注重个人的日常生活，加之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我国同性恋者的公开身份可能更多的是发生在自我和私人范围内，只有同志圈内的人和少数要好的异性恋朋友会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观念，认为作为家庭的男性应该承担男性应有的角色，延续家庭“香火”，同性恋者不具有传统男性角色功能，给家庭带来羞辱，父母会拒绝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告知父母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Dube把同性恋认同发展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性为中心的发展顺序，即确认性取向是在同性性接触之后，把性行为作为自我认同的主要特征，另一种是以认同为中心的发展顺序，即确认性取向是在同性性接触之前，性行为不是同性恋自我认同的依据。本研究的相当一部分访谈对象是以认同为中心的发展次序进行的，而且主要集中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一代男同性恋者身上,性行为并不是他们促进自我认同的必须条件。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的原因是，性在我国社会文化中仍是禁忌的话题，婚前性行为不被社会鼓励，性的探索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同性或异性之间的性行为在自我标签化之前很少发生，即使发生过性关系，也不愿意他人知晓;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男同性恋者可以通过替代方式来确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比如参加同性恋志愿者的活动，阅读同性恋书籍等方式探索自己的性取向。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兴起，使他们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同性恋知识，接触同性恋人群。互联网改变了年轻一代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扩展了他们之间交往的范围和空间。“在网上我看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我们都面临相似生活和感情问题，从此我不再感觉孤单”，一位访谈对象的话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网络虚拟社区中活跃的同性恋群体为其提供了情感上的归属感，意识到生活中还有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从而对自己的性取向更为接纳，网络互动和交往促进了男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的性身份开始于对相同性别的人的行为的模仿和父母对儿童性别角色的表现予以语言和行为的强化，如果父母按照自己的性别愿望来打扮孩子，并对其类似异性的相貌和行为给予赞赏的话，那么会影响儿童的性别行为和对性别的心理选择，引起性别认同障碍。因此，母亲对男孩子的女性化教育，可能会使男孩子更倾向于认同女性，从而产生对同性的依恋心理，进而导致同性恋的形成。同样的，在儿童成长环境中若缺乏同性长辈的行为参照和模仿机会，如父母离异长期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孩子，以及在隔代抚养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由于父亲角色的缺位，使其在性别认同中缺乏适当的同性长辈角色榜样，成长到青少年时容易喜对同性产生好感，把性取向指向同性别的人。这提示我们应该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父母要为孩子提供正确的角色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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