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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有什么别有病

“一个有病的社会,一个有病的时代。”这是朱德庸《大家都有病》的“大背景”。在这本新作中,他刻画了“自杀三兄弟”“焦虑二人组”“狂买症女子”等角色,既延续了一贯的“朱式幽默”,又把当代人的种种病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大家都有病,看样子病得还不轻。

文 唐骋华 图 朱德庸

朱德庸,1960年生,台湾漫画家,祖籍江苏太仓。代表作《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绝对小孩》。新作《大家都有病》,幽默、完整地展现了当代人的各种“病态”。

商业化侵袭,回不去的“天真小孩”

生活周刊:你怎么理解“有病”这个说法?

朱德庸:“有病”不是说生理上有疾病,而是指心理上。今天的人生存并不是太困难,但整个社会在拼命往前走,商业操作无处不在,它挑起了我们的欲望,大家把生命、自我、价值全投进去,可这些欲望是很难满足的,于是就有了我书里写的那些病。

生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感到“有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朱德庸:11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开始画《绝对小孩》,就觉得世界并非是我感受到的那样。我画的是小孩,但明显感到大人不快乐。从产生模糊的意识,到出版,我花了十年,是想弄清楚为什么大家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生活吗?现在回看,《绝对小孩》和《大家都有病》是有高度连接性的,一个“天真小孩”,十年后走入成人世界,变成有病的“沧桑大人”。

生活周刊:你弄清楚了吗,究竟是什么导致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起初,我想可能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童年了。我是指小孩子那些特有的想法、那种童真,在成长过程中消失掉了。我们失去了感受真实世界的能力,无法适应,就是说“有病”了。这么说好了,小孩绝对不能重新回到小孩了,变成了“大家都有病”。

生活周刊:童真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朱德庸:在现时代,成长过程就是商业化过程。我们常常听到“幸福”两个字,动不动就有人说喝一杯咖啡就是幸福、开一部好车就是幸福。我小时候没有人讲这个词,你跟人家说你要幸福、喝咖啡很幸福,人家觉得你神经病。从前幸福就在日常生活里,不需要刻意提出,现代人的幸福感却少到必须让人家提醒你。商人就利用这一点,把它变成廉价的情绪,换成商品卖给你。其实,当他说喝一杯咖啡是一种幸福,他不是要给你幸福,而是要卖咖啡;当他说你拥有一部车就是幸福,他也不管你幸福不幸福。

成功、效率都是病,享受过程才重要

生活周刊:我们之所以“有病”,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被重新塑造了?

朱德庸:是。今天,所有的教导都在告诉你一定要成功,成功标准是有好房子、开好车,成功了你才有价值,否则就没价值。这是恐吓大人。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恐吓小孩子。成功是现代人的迷思。我是想说,财富成功只是一部分,而且只属于少数人,人并不见得非得拥有财富才能显现价值。我们应该懂得选择,对生活、人生、价值都有选择,不要落入别人的圈套中。

生活周刊:你书中还讽刺了一种病:“效率。”

朱德庸:是。现在大家做什么都强调速度,用速度换财富。但这叫有效率吗?我觉得真正的效率是,本来上一天班才能干完的事,我三四个小时就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属于自己。但很多人是把这些时间用来做更多做不完的事,让效率取代一切。所以,效率没有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没有让我们省下时间过我们要的生活,完全没有。

问题在于,你求速度,把过程压缩了,快乐也就被压缩了。过程很重要。唱片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星期日有空,我会把唱片全拿出来,一张一张洗得干干净净,晾干了,再一张一张装回封套。在那个过程里,我回顾买这张唱片时几岁、听歌时心情怎么样,甚至能想到当时光线的明暗、空气的味道。这个过程才真正快乐,但有多少人肯花这时间?他们都“效率”去了(笑)。

生活周刊:面对这些“病菌”的侵犯,我们怎么抵御?

朱德庸: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要有自我。什么叫自我?你确信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方式。我常常说,走自己选择的路。别人问是不是这样就成功了?我说错,那也会失败,90%的事最后都失败,世界就是这么运转。那有什么区别?走别人的路失败,你会抱怨:“那个王八蛋老张,就是他害我的!”走自己的路失败,你喊一句:“是老子自己选的,认了!”你不抱怨、不病态,享受了生活的过程,成功不成功又有什么关系呢?

提倡慢生活,寻找“治愈自己的角落”

生活周刊:分析了那么多“病例”,谈谈自己吧,你前面说你尝过苦头,那书里讽刺的病,你有多少?

朱德庸:很多(笑)。十多年前我和书里那些人一样,非常忙。早上8点进工作室,电话不停,所有人都跟我要东西,一直忙到深夜。回家后没法睡觉,只要躺下去,各种想法就会干扰你,说这个怎么没做、那个怎么没想?我只好睡沙发,把电视打开,挑最烂的片子。看烂片不用动脑筋,盯着电视脑袋就清空了,看到完全疲惫才睡着。早上起来重复……

我的工作室在12楼,有天晚上画完图正要复印,那一刹那我好想跳下去,因为觉得生活的确没意思,所有人都来找你、需要你,好像每天都很充实,但突然你的生命问你:“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就蒙了。可是呢,要停还是停不下来。

生活周刊:最后是怎么停下来的?

朱德庸:我老婆强迫的(笑)。她给我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忙,要么离婚。我选择停下来。可是,你以为只要停下来,马上能过太平日子吗?错了,你忽然变成行尸走肉,根本不知道去哪,也不会玩。你这个人是抽干的,就像海绵吸满了水,要想干掉,除了关闭水源,它本身吸的水要花更多时间才能蒸发。刚停下来那几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既玩不动也不想玩,脑袋都是空的。

生活周刊:你是如何适应这种慢生活的?

朱德庸: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不是为成功而生的,不是为创作而生的,也不是为满足读者而生的,都不是。我只要回归到我是一个人,应该怎么样过我的人生?如果需要钱,够维持我要的生活方式,就行了。

起初是我被动慢下来,十多年后是自动慢下来。所以我在书里提倡一种“慢时尚”,让慢成为时尚,让你的生活、步调慢下来。不是说动作慢,也不是说变成慢动作,是心态要整个慢下来。那样,你就能找到一个小角落。人是难免病的,但要给自己留个角落,在那里你可以疗伤,有能治愈自己的方式。

生活周刊:普通人很难完全学你吧,我们身不由己,只能继续“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要别人戒掉很难,但自己戒掉容易,从自己做起吧。我一直强调自我,如果有自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的病会轻一些。慢下来,不是别人怎样,你就非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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