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个人都在努力活着的时候，却有那么一部分年轻人放弃了生存的权利。除了追问根源外，尽早启动心理危机干预，才是面对行将休止的生命旋律更人道也更有实际意义的举动。——Psy525.cn
2010年5月，员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邀请香港、台湾、大陆等一大批心理学专家前往企业参观，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也在受邀之列。
但是，“此次前往富士康并不是为心理危机干预而去”。据李献云介绍，心理学专家的富士康之行一共就两天，时间非常短，由于是有组织地去，所以也不能随意行动，她本人只在员工宿舍和援助中心和部分员工进行了简单交谈。
据李献云的描述，她踏进富士康，就感觉到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于整个社会的环境。工人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在整个厂区度过，连进出厂区都有管理制度，俨然就是一个有着严格秩序的小社会。
不过，李献云认为，对于富士康事件，我们整个社会都必须反省，对所有类似富士康这样企业的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紧迫而必须的。
“媒体应对富士康事件检讨”
18世纪，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极大轰动，整个欧洲甚至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并由此引出一个新名词“维特效应” 自杀模仿现象。
“轰动性自杀事件在所涵盖的地区报道后，紧接着该地区的自杀率就会有大幅度上升，而且宣传越是广泛，随后的自杀者就越多。”武警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心理咨询师史宇对《科学时报》记者说，“这里面贯穿着一个社会认同原理，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其他内心痛苦的人采取了自杀的形式，也就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的手段。”
富士康深圳厂区4个多月内连续出现12例跳楼自杀行为，随着媒体报道的数量增多，在5月份出现6例跳楼自杀死亡和1例割腕自杀未遂。“这就是典型的模仿自杀现象。”李献云指出。
“因媒体大肆渲染报道而引发的自杀模仿案例，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指出。
2003年4月1日，演艺明星张国荣的自杀引起了一系列自杀事件。从张国荣自杀的当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短短9个小时内，全香港有6人跳楼自杀，而当月，香港共有131起自杀死亡事件，比以往月份增长了1/3。其中，有死者在遗书中明确表示自己的选择跟张国荣有关。
“媒体一定要注意对自杀事件的报道方式，同时，需要对富士康事件的报道进行检讨。”王绍礼说。
李献云更是提醒：“媒体报道自杀案例时不要为了收视率、发行量或点击量渲染自杀细节或绝望无出路的感受。”
面对轻生念头并非无计可施
富士康深圳厂区就职员工年龄大多处于18至24岁年龄段，且多数来自我国农村地区。他们带着对城市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憧憬来富士康谋职，而实际工作后才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生活与梦想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这种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们在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摩擦或不如意，有些人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李献云说。
2009年，李献云小组就通过心理危机干预方法，成功救下一名在22层楼窗户上站了20多个小时的轻生者。“当时公安部门已经无计可施。”李献云说。
然而，对于像富士康这样拥有几十万名员工的企业来说，对每一个员工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肯定是不现实的。
“但并不是说类似的自杀事件只能坐以待毙，无任何应对措施。”史宇对记者强调。
据史宇介绍，自杀行为并不是如人们想象，产生自杀的念头以后就会立即实施自杀行为，反而往往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心理过程才会有行为表现。并且，自杀并不是单纯一件事情就可以引发的，而是多方面助长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由一个压力或者创伤让自杀者启动了自杀计划。
“在有自杀倾向的人实施自杀计划前，我们可以借助心理危机干预来帮助这部分人。”史宇指出。
据了解，目前，在临床上经常使用《自我毁灭评定量表》（1996）来区分自杀倾向与非自杀倾向患者。
“这是一份较为有效的量表，由具备心理学专业资格的人士对施测者进行评分和解释。”史宇介绍，表中列出了84项主观想法，例如“让他们不要理睬我，我也不需要他们”、“这个世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地方！就让自己从地球表面消失吧！”“每天都如此艰难度过，为何还要继续？”
但史宇坦言，针对新一代年轻人的特点，量表需要进一步改进，评定的效果也还有待加强。
此外，“在自杀可能性的评估中，也会使用《贝克绝望量表》来测量成年人和青少年对未来的消极与悲观态度”。史宇表示，它是对具有自杀倾向和自杀未遂者的一个较为有效的间接测量指标。绝望程度高的人，应确定为心理咨询工作者重点帮助的对象。
“虽然多数自杀事件看上去难以预料，但在企业中，只要自杀者周围的人留意一些细节，仍可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史宇说。
心理危机干预刻不容缓
目前，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的终极原因仍有待调查。但是，根据媒体搜集的线索，有的自杀者轻生前曾遭遇急性事件，例如与上司吵架、失恋、欠债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就像“扣动扳机”一样，触发了自杀行为。
“不管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自杀，对于亲历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幸存者以及身边的人，都需要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包括富士康管理层。”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副所长张建新表示。
据悉，富士康科技集团已于近日推出一系列措施，对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例如，设立员工关爱热线：只要员工有需要，随时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心理咨询；建立24小时通报机制：针对员工工作、生活、交友、情感、心理等异常状况，建立信息员制度；还有即将开设的心理咨询室、宣泄室等等。
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在富士康，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企业就可以高枕无忧。“企业界一定要从富士康事件中吸取教训，关心员工心理健康。”张建新强调。
不过，据记者了解，企业将心理援助纳入员工福利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新鲜事，只是这种福利仅在500强外资企业里比较流行。而即便是为员工提供心理服务的外资企业，也仅仅是针对工作压力大同时与企业效益息息相关的销售和管理人员的“部分埋单”，一线打工族几乎成为“盲点”。
对此，张建新提醒，对于新生代打工族来说，家庭、感情都可能是造成心理危机的原因，归属感、安全感的缺乏则是引爆“心理炸弹”的导火索。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对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更胜以往。
张建新向企业介绍了几种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
首先，应定期举办心理讲座等，广泛开展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次，建立危机预警体系。在日常管理中，对员工中的高危人群，如有失恋等重大生活事件者及个性孤僻、人际交往困难者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排查，实施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再次，企业应开设心理服务热线，并聘请专业心理人员进行答疑解惑等等。
“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很多。除依靠专业人员，员工自身也能进行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例如丰富自己的娱乐文化生活、多与人沟通交流等等。”张建新补充说。
不过，张建新坦言：“要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企业本身必须拥有现代的管理制度、完善的管理体制等，否则，干预的实际意义不会太大。”
心理危机干预任重道远
2002年，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开通了“心理危机干预”热线。“这是全国第一条免费为抑郁和自杀者提供专业支持和干预的服务热线。”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热线行政主管赵秀芹介绍。
据悉，在发达国家，每百万人中就有500人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工作；而在中国，每百万人中仅有3至5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由心理学研究转为专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发达国家有关自杀干预的研究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中国刚刚起步，刚把它当做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李献云说，“实际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缺少自杀干预研究，人才就更少，但这些国家的自杀率却在不断上升。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李献云坦言：“心理危机干预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发展起来困难重重。”
首先，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专业人员大多分布在城市，而相对落后和偏远山区无从涉及；其次，老百姓、企业和宏观社会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接纳程度有限，技术力量参差不齐，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第三，心理危机干预的能力还是有限，其评估指标很难制定，针对某些特定事件，不同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仍然缺乏科学的依据。
“自杀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亟须着手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国家层面。”李献云强调。
“政府需要建立一个联动机制，面对有人出现自杀倾向或其他危机，在出动警察、医疗急救力量的同时，要有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加入，企业也须充分配合。”李献云说，“应该让心理危机干预者、企业和公共安全部门等能够联动开展工作，这样才能缓解心理危机干预事业面临的尴尬局面，我们也才能更好地去挽救那些渐行渐远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