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里的喧嚣
1981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昌中学当老师。碰巧，我的一位老同学也在该校任教，我俩在同一个班里工作，他教历史，我教语文。由于我们在文革中是同派战友【在文革中，站在同一派的人都称战友】，因而感到分外投机，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家常，聊文革。
他叫黄某某，跟我同姓，比我大一辈，我叫他“爹”【文昌话，叔叔的意思】。他上高三的时候，我才上高一。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同学们都叫他“黄大个”。我们在同一个公社里【现在叫镇】，上学的时候，因为要过海，我经常跟他坐同一条船，因而很熟。
闹文革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井岗山兵团，起初他不太热心派性活动，很少参加兵团的活动。后来，派性斗争越来越激烈，血腥味也越来越浓，于是，他一反往常，对派性斗争的劲头越来越足了。有很多次，我们跟联委的学生产生了磨擦，比如，抢广播喇叭，互撕大字报，冲击对方总部，免不了要动手动脚，相互之间有了肢体冲突。由于黄大个身高马大，威武有力，能够镇住对方，所以常被派上用场。
1967年8月14日，骄阳高照，热浪滚滚，我和黄大个等几个同学返校，途经清澜港，刚踏上码头，便听到一阵阵的叫喊声，中间还夹杂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我们感到奇怪：又发生了什么事？一打听，才知道是东联站【井系旗派同派】到清澜海军部队去抢枪，受到部队的围阻，双方发生了冲突。
黄大个说：“我们的人抢枪了！我们快去支援！”便一马当先向军营跑去，我们也跟随着他，一齐飞奔而去。
一到营地，只见那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口号声、歌声、叫喊声，接连不断。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挤不进去，只能在外面干瞪眼。营地大门外面满是海军指战员和围观的群众。
海军指战员们排着队伍，手挽着手，高呼着口号，并用毛主席巨幅画像挡住门口，不让里面的人冲出来。营地里面是东联站的造反派，四辆大卡车上站满了全付武装的武斗人员，他们高唱战歌从里面往外冲。
一会儿，口号声和歌声越来越大，简直震耳欲聋。随着几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呼喊声，海军的队伍被冲垮了，四辆满载着东联站武斗人员的大卡车终于冲出营地大门，象脱缰的野马飞驰而去。
抢夺武器
“东联站抢枪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面对着这个令人刺激的场面，我们好象预料到县城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事件，便快马加鞭地向县城走去。
果然，我们的预料变成了现实。
傍晚，我们上了紫贝岭，只见黑压压的人群朝着紫贝岭涌来，有工人、学生、干部的队伍，也有农民的队伍。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打着各自组织的战旗，一队队的排列着，从紫贝岭上一直排到下面的文南街，场面非常壮观。紫贝岭成了人的海洋。
不久，井系旗派联合指挥部下了命令：各组织必须听从指挥，做好战斗准备，晚十二点到军火库抢枪。
晚上十二点钟，井系旗派开始了行动：文中井岗山打头阵，负责砸开军火库，其他各组织有的担任警戒，有的搬运武器。为了制造声势，我们把县城附近的红农会全都调上来了。
在头头的指挥下，文中井岗山数百人静悄悄地向军火库运动，黄大个和那些个子高大的同学走在队伍的前面。
县武装部军火库距离紫贝岭很近，中间仅隔着一个小山洼，我们花了十多分钟就赶到了那里。在暗淡的灯光下，营房大门孤零零地站着两个徒手的哨兵【文革期间，军人一般不带武器】，其他房间关灯闭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正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机会。
“开始行动！”头头一声令下，我们立即组织好队伍，分头行动。我和十多位同学分成两个行动小组，以快速的动作包围了那两个哨兵，很快就把他们制服了。其他的同学各就各位，控制了营房各个角落。黄大个则带领十多位同学奔向军火库，准备砸开军火库大门。
他们很快找到了军火库，一位同学挥起大斧头，“呯呯呯”地向铁门的大铁锁砸去，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原因，他一连砸了几十下，还是没有砸开锁头。黄大个一看急了：“你是白吃饭的吗？怎么连个锁头也打不开？”他一把抢了那位同学的斧头，向着大铁锁砸去，说也奇怪，他只砸了几下，那个大铁锁就被他打掉了。
“门打开了！大家快来啊！”黄大个高声喊道。听到他这一喊，大家高兴极了，一齐向军火库跑去，一进大门，一看，好家伙！各式各样的武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六零炮，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武器，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们一面把武器搬出来，一面派人向指挥部报告。一会儿，大批大批的工人、学生和干部都赶过来了，大家齐心合力，仅用两个钟头的时间，就把军火库里的武器抢个一干二净。
后来，“黄某某一斧砸开军火库”的大名也就传开了。
抢到了武器，同学个个心满意足，笑逐颜开。可是，在紫贝岭上，当我们打开枪机一看，心里泠了半截：原来撞针早就被武装部那帮军人拿走了。枪没有撞针就连一支木棍都不如，我们忙了一个晚上，抢来的却是一堆废品。不过，我们还是放出风声：“我们抢到了几百条好枪，联总派敢来打紫贝岭，我们定叫他们血流成河！”
恶梦一场
但井系旗派最终还是败给了联总派。
紫贝岭被攻占后，我跟随潘先阳的武斗队逃往海口，黄某某也跑回家去藏起来，我们彼此失掉了联系。
1968年春节过后，文昌两大派的代表在海口举行谈判，准备实行两派大联合，于是局势趁于缓和。三、四月间，我和黄大个先后来到学校，井岗山的学生又开始了派性活动。
到了6月份，文昌的形势再度紧张，井系旗派在县城站不住脚了，王诚树老师带领一批人马到建华山去建立据点，于是，我们又跑回家去。
7月，中央发布【七、三】布告后，县革委会准备动用武力剿灭井系旗派，消息传来，井岗山学生人心惶惶，惊慌失措。黄某某几次来到我家，相互打探消息，最后竟住在我家里。
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23日下午，在生产队长【联总派】的劝说下，我把同学们带离了村庄，到大队林场去住宿。这时，同学们得知联总派要来拔点的消息，感到非常的惊慌。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准备走进村子里时，一队联总派武装向我们走来，同学们拔腿就跑，仓皇逃命。
黄大个仗着路熟，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逃到家里躲藏起来。可是，他并没有逃离厄运，几天后，一队民兵包围了他的家，他束手就擒。
他被俘以后，先关押在我们大队部里，后来因为案情较重【带头冲砸军火库】，又被押往县城，在那里关了一个多月，才被放出来，他在那里所受的皮肉之苦，可想而知。
在学校里，我常常跟他谈论“抢枪”这件事：“你的力气蛮大的，那么大的锁头你一斧就搞定了！”
他淡淡一笑：“别提它啦！恶梦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