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刚从山沟里调到乌鲁木齐市工作，此后连续几年，没有住房，我和母亲为住房吃了不少苦头。
记得我和母亲租住的那两间小平房是平顶山上的居民在各自的房前屋后自建的，每月的租金是120元，不含水、电费，均另掏。没有暖气，烧炉子取暖。屋里有个小水龙头，可以接生活用水，但没有下水，水龙头下面是水桶，水满了就得提出来找地方倒掉。屋里没有厕所，好在附近有个大公厕。
一天，我有幸碰到了我原在军分区工作时认识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当时的乌鲁木齐市拥军模范）。经她的帮助，我和母亲就租住了和平桥居民委员会地处和平桥头的一大间门面房。这间门面房背靠乌鲁木齐市葡萄园（现在这些门面房已全部被拆除，已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道），月租金是100元。这些门面房部分租不出去的原因是这里地处偏僻，没有人来住，就是住的，也时间不会太久。这间门面房有个和我同母亲在平顶山上租住的那两间小平房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也没有厕所。
门面房前几米外是两排杨树，两排杨树间是一条浇树的小渠。两排杨树的西侧，便是通往五家渠和安宁渠的太原路，当时太原路和平桥路段路况实在是太差了，原因是从这里路过的都是些载重车辆和一些农用拖拉机。每当凌晨时分，那些由五家渠和安宁渠向乌鲁木齐市贩菜的拖拉机便开始响个不停，不知道多少次将我从梦中惊醒，因为这门面房距离公路实在是太近了。碍于和居委会主任的情面，我不好提出再搬走，因为当初是我决定要和母亲搬过来的，100元的房租的确是便宜的，尽管地处偏僻一些。我认为这些都是小困难，所以坚持着没有搬走。
在我和母亲住的这间门面房北向几10米外的乌鲁木齐葡萄园围墙下，是一个和平桥居民委员会用砖头砌成的刚好容纳一人小旱厕。便池是人工挖得一个大坑，没有水冲洗，进入小旱厕，真可谓是臭气熏天。白天，这一排门面房的所有租户抢着上小旱厕，因为这附近除了小旱厕外，再没有其它厕所了；个别租户不自觉，一到晚上，因为天黑，干脆就不进小旱厕了，而是在树下，围墙墙跟下，或通往小旱厕的那条窄窄的小道上大小便。有时我下班没事，看到那大小便实在不舒服，就用铲子铲到小旱厕里去，但到第二天一早，仍会发现有人大小便留下的“遗物”。
我和母亲住的这间门面房在这一排门面房的最北端，也就是最边上的一家，距离小旱厕最近，因此受害最深。我记得，白天，尤其是下午，只要打开房门，成群的苍蝇便会嗡叫着向房里直飞，我和母亲一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打苍蝇。
小旱厕有个小木门，小木门后来上了一把锁，平桥头和平桥居民委员会的小商店，那个和平桥居民委员会雇用的一个甘肃小伙计和我共用一把钥匙，他一天不知道要到我和母亲租住的这间房子里拿钥匙跑几次，但他从不愿自己配一把。这小伙计当时只有17岁，随母亲从甘肃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因为年龄小，工作确实也不好找，就受聘到和平桥居民委员会这个生意并不怎么好的小商店打工，据他说每月工资才几10元钱。时间一长，他和我及母亲便很熟识。有时他上厕所，常让我母亲替他照看小商店。后来我和母亲从这里搬走后，他给我单位通了几次电话，让我给他帮忙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我最终也没有帮他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再后来，我和这小伙计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里买菜很不方便。和平桥头路口东南侧的新疆电力学校围墙外有个商店，这个商店还卖蔬菜。商店卖蔬菜在哪我都不多见。到这个商店买菜很难卖到新鲜的。他们往往是今天提得蔬菜，明天接着卖，只要不烂，直到卖完为止。当然，他们到菜市场提菜也要跑好远，也不容易。一天，母亲给我说，每天早上都有一位拉车的老汉从我们门前走过，到人们常称为“三拖配”的家属区去卖菜。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兵团八建家属院，也叫“三拖配”，这拉车的老汉是一位年约70岁的维吾尔族老人。他拉得菜很新鲜，母亲经常买他的菜。
生活用水要到和平桥头的饭馆里用水桶去提，很不方便，母亲有时就用门面房前几米外是两排杨树间的浇树小渠水为我洗衣服；有时下班，我看到母亲用渠水洗拖把拖地，她无非是想让我少次一桶桶地到饭馆里去提水。两排杨树间的小渠水只有给树木浇水时才有，因此母亲节约用水的程度不亚于电影里演的“上甘岭”。
无奈之下，我又用50元钱租了一辆小货车，和母亲将家搬到鲤鱼山西侧山脚下一位姓杜的包工头自建房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搬家时，我出去找车，母亲帮我在家里将我的一些书籍全部用绳子一捆一捆地扎好，为此将当时已是60多岁的母亲给累病了。
姓杜的包工头是陕西凤祥县人，是我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时认识的，他曾经承揽过南山矿区阿拉沟河防洪工程。
当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姓杜的包工头竟距离我上班的单位是如此的近。当时我这样想：和平桥的确是太远了，地处北郊，天天上下忙坐班车，有时开会，一直开到下午下班，没有了班车，坐公共汽车还要捣一次车，且还感觉十分地远，很不方便，身心每天都感到很疲惫。如果搬到姓杜的包工头的自建房里居住，那上下可就方便多了。事实也就是想我预料的这样。在这里居住我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步行到单位上下班。
我和母亲搬到姓杜的包工头自建的小楼的一楼的一间房子里。房子里仅有一个窗户，门是用很薄的三合板做的。这一楼原先一直没有住人，因此我和母亲搬来是第一家。
这座小楼房共有三层，地处在几家小院的狭缝里，进出要走很深的巷道。小楼房的东侧隔一个院子和一座小楼，就是鲤鱼山的西坡。
小楼房盖好后可能是缺少资金，整个楼没有装修，通往二楼的楼梯是用铁架子焊接成的，经常可以听到上下楼梯咚咚咚咚的响声。现在我才感觉到，我和母亲住得一楼的那间房子是那样的阴凉，好象是地下室，空气潮湿得让人心口发闷，天天都能闻到一股发霉的东西的味道，挥之不去。小楼有个大门，一出门就是一条拐几个弯的巷道，出了这条巷道便是一条比较宽的东西走向的水泥路。
小楼房没有上、下水，没有厕所，好在鲤鱼山西坡有个大公共旱厕。小楼的大门外，有一个自来水水龙头，楼上楼下生活用水都用水桶到这里来提。自来水水龙头旁边放了个大空汽油桶，平时都将水放满，预防停水时用的。但即使停水，我和母亲也没有吃过该汽油桶里的水，母亲只是用它来洗洗衣服。
这里没有没完没了车辆过往的喧嚣声，晚上睡觉基本上是安稳多了，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用成天操心坐班车，骑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更是方便。
夏天这里真好，因为在鲤鱼山脚下。鲤鱼山西坡并不陡，天气热得时候，我常和母亲，还有那姓杜的包工头的岳母，带着她的外孙子外孙女及两个小孙子到鲤鱼山上乘凉。鲤鱼山的北端树木茂盛繁多，空气异常清新，上面的天空也是格外的蓝。
我记得刚从和平桥搬到这里不久，母亲就和姓杜包工头的岳母—年近六旬的陕西老阿姨熟识了。有事没事，她们这对老姐妹常在一起拉家常。不是母亲到楼上去，就是老阿姨到楼下来，亲热得像是一家人。她们在一起时真可谓是无话不谈，不是谈各自女婿，就是谈儿子儿媳，或是谈孙子孙女。
在这里住得挺好，我和母亲为何又要搬走呢？说起来话头长。
刚搬来时，我不止一次地找过谈我和母亲所住得这间房租金的问题，姓杜的包工头显得很“大度”，总是说你和你母亲尽管住吧，以后再说，但一段时间后，姓杜的包工头的妻子，也就是那位陕西老阿姨的女儿总是以很多的借口向我借钱，不是说她家里的卡车没有油啦！就是车坏到吐鲁番啦！一句话需要用钱，张口就是两万元，但当时我的积蓄实在不多，否则，我也不会和母亲尽找一些便宜房租住了，当然我没有借给她。但时间相隔不长，她又指使她的弟弟，也就是那位陕西老阿姨的儿子来向我借钱，这次不多，就借600元钱，用完就还给我，这次我借给了他，他再也不说还的事情。不料，又过了几天时间，老阿姨的女儿又到楼下找我来了，说借一万元修车，我没有借给她。
回到单位上班，我就考虑着尽快找地方搬走。说也巧，那天正好碰到我先前在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当兵时认识的新疆《老年康乐报》的摄影记者杨涛。那天他正好到新市区来开会，我在楼道上遇见到他。他当时早已不在新疆《老年康乐报》供职，而竟成了广州《亚太经济时报》驻新疆办事处的主任。老朋友相见，自然是无话不谈。他说他也没有房子，和妻子、儿子一直在乌鲁木齐市天津北路租房居住。他说他租住的这家房东很好，这家房东也是一座三层小楼，还有个小院子，环境也不错。为此，我下午下班，骑自行车和他一同前去看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就向姓王的房东交了定金。第二天，我就联系了单位一辆给锅炉房拉煤的汽车。下午下班后，我就让这位驾驶员帮忙将家搬到了地处天津北路的姓王的房东家里的一楼的一间房子里，月房租金是120元。当时搬家时，我也没有到楼上向楼上姓杜的包工头打招呼。
一年后的一天，我原在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时的一位同事过来找我。他找到我说：“听说你在老杜他们家里住过，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我急需要找到他，他借我2000元钱一直没有还我，你能不能将我带到他家去一下？”我说：“我好久没有和他联系，当然可以带你去一下。”
但仍是让我和同事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来到姓杜的包工头的家里时，发现早已是人去楼空。大门没有上锁，一楼的房门上贴着盖有“乌鲁木齐县公安局”印章的封条。在一楼的没有房门的房子里，住着一个来自陕西的打工的小伙子。他说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了这里，姓杜的包工头因为外面欠了不少钱，早已不在新疆回老家了。
这次我和母亲搬到的这个私人住宅地处天津北路西侧的二工乡二队，房东姓王，租住在这个院子里租房户都称他“老王”。我和母亲租住的“老王”家的房子仍是一间，是楼房的一楼，此楼一共才有两层。不过这一间楼房面朝南，朝南方向有一大玻璃窗，晴天里阳光非常充足。纵然当时已是晚秋，但这间房内给人感觉很是温暖。
介绍我和母亲将家搬过来的原新疆《老年康乐报》的摄影记者杨涛则和妻子儿子住在楼房对面的两间平房里。
院子中央有一个自来水龙头，院子里除了住在二楼的房东老王和住在对面平房的原新疆《老年康乐报》的摄影记者杨涛家里有自来水外，其余的都在院子中央的自来水龙头处接水。冬天，院子中央的那个自来水龙头被冻上了，放不出水，我和院子里住的其他租房户只有到住在楼房对面平房的杨涛家里去接。有时，住在二楼的房东老王家也没有水，于是，他的妻子也只好下楼到杨涛家里去接。
“老王”家虽有上水却没下水，二层小楼年久失修，身为房东的“老王”却没有维修的意思。院子里没有厕所，但好在附近不远的天津北路路边有个收费的公共厕所和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建筑工地的一民工自建厕所。
院子中央本来还有一个下水道，后来堵塞了，我和母亲就将脏水提到大门外面的一个下水井处去倒。冬天，大门外面的那个下水井堵上了，我和母亲就将脏水提到天津北路西侧的树沟里去倒。当然，也有不自觉的，将脏水倒在了院子里，于是，“老王”就生气了，在院子里也不知道说给谁听的：“你们还不如一个老人，老人都知道将脏水倒在树沟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天，“老王”到我房里向我收钱，说要动员全院的租房户集资疏通下水道，我将集资钱交给了他，但直到我和母亲又一次从这里搬走，也没有见到他找人将院子中央的下水道疏通。
在“老王”家的租房户真可谓是干什么的都有，所从事的行业各有不同。除了我和杨涛是搞文字工作的以外，其余的就是买水果的，卖酱油醋的，开理发店的，搞建筑的，大都来自四川、山东、陕西、河南。院子里住得人虽然来自不同各方，但在一起住得时间长了，邻里之间，男女老幼，大到老人，小到孩子，都很和睦，团结的像一大家子人。如果谁家有点为难事儿，都会主动出来帮忙。
我和母亲在“老王”家租住的这间房子，月租金120元，不含水电费，虽没有暖气，但要比租住在鲤鱼山脚下那姓杜的包工头家的那间房子宽敞得多，再就是在采光比较好。
秋天住在这里没感觉到什么，岂料到了冬天却让人叫苦不迭。房内火墙怎么也烧不热，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从窗户玻璃看不到院内的一切。有时睡到半夜，常被冻醒。母亲晚上睡觉说头凉，所以都戴着帽子。也有时睡到半夜，被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看，不是派出所查户口的，就是二工乡队上的人收水费的。派出所查户口的样子都很凶，好象别人欠他什么似的。那收水费的也没有个收水费的标准，你让他拿出标准，他说标准贴在办公室的墙上。
没有暖气，极少的被外界骚扰都还可以忍受，但最让我感到刻骨铭心地就是冬天的夜里上厕所解大手。靠天津北路西厕边上的这个厕所有时晚上不开门，我和母亲因此不得不到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建筑工地上厕所。那厕所可能是上得人太多，便池的粪便被冻住了，粪便下不去了，也没有人管。这样，整个厕所的地上就成了个“大便池”，污秽不堪。一次，母亲上厕所时被冰滑倒坐在了地上。母亲回来后连连说感谢上帝，没有摔坏身体。但母亲的腿最终还是疼了一个星期。我暗暗叫苦这家又搬错了地方。
在不知多少个夜深人静时，母亲坐在床上给我说：“你单位如果哪天给咱分个房子就好啦！”我说：“等吧！人家都在打分排队，打分要根据工龄，咱来得时间短，住房分数不够。”母亲没有文化，对我的每句话都信以为真。
为了再搬一个既有厕所，又比较理想的地方，下班后，我曾骑自行车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并终于发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并让在老王家租房认识的卖酱油醋的陕西朋友用三轮车帮忙搬了家。
这个地方地处天津北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热力公司的东侧，距离房东老王家有一站多的路程。房东姓马，回族，会驾驶技术。他和妻子都有单位，也都因双方单位经济效益不景气而待岗。他们有一女儿，当时已是乌鲁木齐市第35小学3年级的学生，长得活泼可爱，对人也很有礼貌。马姓房东一家3口全靠家里房子的每月租金生活。马姓房东两口子对人也很和善，不像有些房东对租房户总是凶巴巴的。我和母亲搬进院子里的一间平房里，马姓房东每月收我房租100元（不含电费），比老王家的房子便宜20元。
马姓房东一家3口住在门面二层小楼上，二层小楼的东面是门对门的两排小平房。两排小平房的中间是一个过道，有一米多宽，这个过道也就相当于院子。院子里所有住户房内均没有上下水和暖气，但过道里有个自来水龙头，因为地面干净，且维护好的缘故，这自来水龙头即使冬天也没有冻过。出了院子大门，就是一个大厕所。在这里居住，无论是倒脏水，还是上厕所都很方便。
住得时间长了，熟识了，马姓房东也请我到他们家里拉家常。一天，马姓房东同我说，让我和母亲搬到院子最里面的两间房子居住，房租仍是100元，我怕麻烦，因为我和母亲实在是搬家都搬怕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母亲说：“不管搬到哪？住习惯了就好啦！搬哪哪好！”
终于这一天，时任区长的王风林知道了我和母亲的没有住房情况，王区长给时任副区长的唐润祥打了个招呼，唐副区长又给时任城管办主任的宁元忠讲了一下，我便和母亲搬到天津路市场的两间房子里。有单位的房子了，我和母亲高兴的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当时的天津路市场二楼好多房子都没有租出去，原因是二楼好多房子下水不通，上水在夏天又经常停水。为此，我和母亲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大塑料桶存水，预备水荒。我清楚地记得有次停水整整停了40天，我曾用三轮车到市场东侧一卖酱油的朋友家里去拉水。这卖酱油的朋友原先也曾在姓王的房东家里租房居住过，可能也是由于感觉不理想，早就将家搬到这里来了。
当时的天津路市场整个楼上没有一个厕所，只是在市场的最北端的一楼有个公共厕所。二楼有个录象厅，录象厅又没有厕所。由于市场管理不严，看录象的一些年轻人一到夜深人静时就在楼道或楼下随地大小便。天气热的时候，风一吹，那难闻的气味四处弥漫。因此，一些个体经营户宁愿租一楼也不愿意租二楼，从而使二楼房间空闲了不少。
搬到天津路市场二楼的两间房子后，母亲感到非常高兴，原因是这两间房子一收拾竟很干净，实在比租住在那些城乡结合部要强好几倍。另外，这两间房子除没有下水外，上水、电、暖气都有。因为不烧炉子了，所以这房子比以前住过的房子也就干净了。二楼除了夏天停水以外，冬天则很少停水。但到了冬天，整个市场不是停电，就是停暖。房子虽有暖气，但晚上穿棉衣看电视都不感觉热。有时停电一停就是几天，于是我和母亲就点上蜡烛；冬天黑得早，有时母亲将食用油倒到我的烟灰缸里，用手搓根绵绳搁进去放在窗台上点着，等我下班回来一进门，满房子“香烟”。
在天津路市场二楼平安住了几个月之后就又有事情了。原因是市场来了位新领导。一天，新领导指使市场管理员小蔡找到我说：“实在对不起，你和你母亲住的这两间房子有个体经营户要租用做台球厅，你和你母亲搬到市场最北边公厕上面二楼的一间房子住去吧！那房子空着，没有人住！”
于是，我又请卖酱油的朋友用三轮车帮我将家从天津路市场的最南头搬到了最北头。原先我和母亲住得做台球厅的那两间房子房顶掉皮，但不太厉害，但重新搬得这一间房子房顶掉皮掉得却很厉害，我就用一张张挂历将房顶蓬整个糊了一层。
这间房子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下水道，母亲倒脏水不象先前住在做台球厅的那两间房子要到楼下倒脏水了。但到了夏天，这间房子和做台球厅的那两间房子一样，太阳将房顶晒透了，房子里异常地闷热，窗户和门都打开也无济于事。
一天，市场管理员小蔡又找我来了，说又是新领导让他找我来的，他说我和母亲住得这间房子又被一个体经营户看上了，人家要用这间房子当办公室使用，让我和母亲重新搬刚搬来时已做台球厅的隔壁的两间房子。
台球厅隔壁的两间房子原先是两位市场值班老人晚间睡觉的地方。这两位值班老人一位姓王，一位姓潘，都有60岁左右。潘师傅为人和善，爱给人帮忙，性格开朗。
后来，我和母亲又搬到潘、王师傅曾睡过觉的值班室。家里的东西因为搬家次数太多，磕磕碰碰，基本上已经是破烂不堪。因为经常搬家，单位同事对我的搬家都习以为长，我每次向他们说我要搬家时，他们中有的同志会既带惊讶又带开玩笑似地说：“怎么？又搬家啦？”我只有苦笑。一位女同事还曾开玩笑地给我说：“家可是越搬越穷！”我无言以对。从心里讲，我和母亲搬家真是搬怕了，因为搬家谁都知道收拾、归类东西是很累人的，每搬一次家都要忙活好几天。
时隔不久，市场的新领导没有让管理员小蔡找我，而是直接找到我和母亲居住的这两间房子来了。那找我谈话的意思是你还是尽快找区上领导要房子。其实，在同我谈话前，我真不知道已经找区机关服务公司多少次了。我也真不明白他后来又反复找我催我的意思。实际上，当时，市场二楼的空房子说实话不止几间，不管怎么说这天津路市场也是新市区的，我还属于新市区的工作人员，并且还属于单身，为啥在这里就不能住呢？但这位管市场的新领导在接着的对我的刁难中，令我至今也百思不解。
这天，这位管市场的新领导又找到我说：“你是前任区领导让你搬到这里的，那么你让区政府办给出个证明！”我在区政府办工作过两年，区领导指示让我和母亲住天津路市场的房子毕竟是事实。于是，我找到区政府办，出具经区领导同意在天津路市场居住的证明。
我记得类似这样的证明他竟先后让我到区政府办开过两次，这期间我又先后在新市区区委宣传部、二工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他动不动就给我单位打电话，那意思还是让我尽快搬走。
在一次区上的分房小组会议上，原新市区副区长曾指示分给我一套房子，说是这套房子一室一厅。我想一室一厅也行，总比没有房子要好，谁知我找到机关服务中心，原机关服务中心领导说：“的确那套房子要分给你，可现在还有人住着，只有人家搬走了，你才能搬进去！”。这期间，我也不知道给还住在已经分给我的房子的那位同志打了多少次电话，终于在有一天，人家说已经搬走了，让我找她拿钥匙，我如释负重，我半天竟不知道给人家说什么好。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搬家的时候，没有给市场上的人打一声招呼。
现在 ，我终于有了自己理想的房子，且和母亲再也没有搬过房子，但此前因没有固定房子的数次搬家，却给我和母亲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通联：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86号新市区建设局 83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