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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母亲今年八十岁,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说是老年性白内瘴,要等到眼睛全部瞎了才能动手术;脚也不大能走了,走不到十分钟就喊痛,说脚趾头长了许多的硬茧,要每天用酸醋来泡,泡软了再用剪刀剪才好走一些。更糟的是,她的记忆力急剧下降,刚做的事马上就忘了,而没做的事却一口咬定确有其事;把药交到她手上,她说等一会儿吃,一转身,药放到哪儿都不知道了,人却跑到外面去了,只得动员全家人去找:不找又怎么行呢?她有一身的病:怎么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甲亢,心脏还做了搭桥手术,现在老年性痴呆的前兆又来了,她的药一次都不敢漏。最近发生的事情,她越来越记不清了,可过去了的事情,倒是越来越清晰起来了,越往前的事她还越清楚。最近,她记起了她的表哥来了,说她表哥有九十多岁了,住在湖南省的一个山村里,她要去看她的表哥。我赶紧打开电脑中的谷歌地图来,她居然能指出那个位置。我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啊,那哪能去啊,那是一个连乡村简易公路都不通的偏僻山村,穷山恶水啊,能去吗?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我带着老母亲千里奔袭于荒山草莽之间,可能吗?又不是躲日本鬼子!

                                                               一 母亲的娘家

  母亲的家乡是湖南省衡阳县曲兰乡一个叫桐梓坪的山村,曲兰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王夫之先生的家乡。曲兰就已经够山了,这桐梓坪还要往西北山沟里再走十几华里的路,处在曲兰,花门楼,金兰寺三个乡镇的中间,那是一个交通闭塞,土匪出没的地方,简易的乡间公路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通的,母亲说我小的时候也只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婴儿。六年前,我陪母亲走了一趟,那是清明节前的一个淫雨霏霏的早上,我们从衡阳市乘车往西北方向走,到了西渡再转乘下乡的车,车开出西渡后,道路是越来越烂,越来越泥泞,坑坑洼洼越来越难走。一路上都是起伏连绵的土山土坡,山坡田野间零星地点缀着水塘,昏暗浑浊发绿的水质让看惯了青山绿水的我们这些桂林人,心中别提有多别扭。树梢蒿草上灰蒙蒙的,在小雨中那绿色还暗暗地有一层灰迹。我心头笼罩着一层阴霾,挥之不去。公交车上挤挤挨挨的,挤满了表情呆板神情麻木的乡下人,一路上上下下地肩扛手提大包小件地挤上挤下,总有缺牙塌鼻斜眼歪嘴断臂的人在眼前晃动,看了叫人心里醋酸的,怎么回事,这里的人民有那么深重的苦难和不幸?泥泞的道路两边,破败的泥巴房子歪歪斜斜地靠着新建的砖房,那破檐烂椽就象老乡那一张烂牙满口的歪嘴。这是湘西特有的景象吗?母亲坐在颠簸的汽车里,凝视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她又在想什么呢?

                                                             1发家至富

  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她叫邬竹秀。她十六岁那年死了母亲,19岁时死了父亲,死父亲的那一年嫁给了上青山村我的外公,她自己是下青山村的人。两村紧邻着,两家可以看得见。她和外公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养大了六个。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外公叫邹竹林,祖外婆姓朱,那个年代的女人,特别是乡下的女人一般都没有名字或者人们都忘记了她们的名字,只叫她邹朱氏。祖外公外婆都死的早,四十多岁就都死了。听母亲讲,祖外婆个子很小,三寸金莲的小脚走起路来可好看了,象一棵柳树一样摇啊摇。外公外婆他们过年时都要回祖外公家去陪老人过年,这是规矩。外公叫邹有生,他只上了一个多月的夜校,学的是新学,城里的先生开办的夜校,不收学费的,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还是陶行之先生办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是他们的同志们办的。外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后就去学手艺去了。旧时学手艺的人有很多讲究,其中一条就是不吃五味。何为五味呢?母亲也讲不清楚,反正有无鳞鱼,狗肉和爬行动物。外公不吃母亲也不吃,可母亲却要我们吃,不准我们挑食。外公在外学手艺学了一年,然后回家娶了外婆后就带着外婆离家去谋生去了。没有走远,也就是十几里外的花门楼。花门楼是双峰县的,那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外公学的手艺是打银首饰。富裕的地方生意好。他没有住在镇上,镇上的房租贵,没有钱呀,还是住在一个村子里,租房子住的,一个姓赵的人家。外公背着褡裢走乡串寨四处招揽生意。那褡裢就是套在勃子上前后都有口袋的布袋子。加工银首饰工具比较简单轻巧,放在褡裢里随身携带着,接着了活计就地加工。所收的加工费可以用铜板付也可以用大米或豆子支付,往褡裢里一放就带回家来了,也方便。外公就靠这样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外婆在花门楼居住期间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母亲是第五个。孩子多了,就难免吵闹一点,就会生出事端来,时间一长与房东就有了些不睦了。于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当然,将近十年的辛苦劳作省吃简用也攒了一点钱,有了一点钱,底气也足了,气也粗了,就不愿忍气吞声了。于是外婆决定去桐梓坪自己建房子。可话又说回来了,一个走乡串寨靠打银首饰讨生活的人,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又能有多少钱呢?所以外公外婆盖房子盖得很辛苦很艰难:他们自己搭了一个棚子住在工地旁边,不但请人帮工自己也带着孩子们一块干活,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也许是过度劳累,外婆产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没有养活。外婆个子很大,性子急,可能是因为她有甲亢病的缘故。外婆脾气很大,又十分好强。这样一来房子盖得就不会小,足足有两百多平米的占地面积。那是建在小河沟旁的一个小山坡下。小河沟的对面是稻田,沿河沟是一溜排开自建的湘西民居,小山坡上也是住房,桐梓坪村子就沿着这条小河沟的东岸山坡自然形成的一个村落。村子的东南部有一所学校,还有赶集的圩场。山民们沿河沟而行,外公房子的大门当然是朝着小河沟的。迎面是六开间后面是三间,两层的土坯房子,地基是用砖头打的基础。听母亲讲,建房子的那一年,过年的钱都是借的,一年多就没有吃过一餐全是白米的饭,每次的饭里不是掺红薯就是加菜干一起煮,虽是艰苦,可大家都怀揣着希望和憧憬也不觉得苦。

  房子建好了,生活和劳动也就展开了:迎面六间房子除了一间作过道,左边作银饰作坊右边开油盐杂货店。楼是挑出来的骑楼,下面有供来往行人休息的长木凳子。每次赶集,外公他们总要烧一大锅的开水免费供大家歇息解渴。外公为人厚道老实,待人热情,外婆粗门大嗓,很有人缘,生意不错,总有干不完的活。外婆一边开杂货店一边琢磨着怎样扩大货源降低成本,于是又磨起了豆腐来卖,磨豆腐有豆腐碴于是又喂起了猪,喂猪如果再酿酒不就又有酒糟可以喂猪还可以卖酒,一举两得,多好呀!不久又与人和作买了台织袜子的机子开了间袜子作坊——合作者出钱买机器外婆出场地。这下好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做得完呢?请人帮工吧。听母亲讲,那时候只要机器一停下来,大舅舅就会东弄弄西弄弄地摆弄机器,很快大舅舅就完全弄明白了那机器的结构,也会操作了。时间一长,可能也弄出了一点问题,合伙人不干了,为何不干了呢?机器放在外婆家,产品又由外婆包销,收工后舅舅们再用机器干活,多织的袜子又怎么算呢?于是就散伙吧,钱赚了不少,钱和机器各占一股,拈阄拈着什么就是什么。外婆拈着了机器,合伙人拿了钱,各得其所。于是外婆就独立开起了袜子作坊,这下外婆可铆足了劲,全家老少齐上阵,都变成了她的工人。她进行了有效的分工协作和管理,要读书的男孩子除外,不读书的和女孩子规定一天要缝多少双袜子,没干完的不准睡觉。母亲讲,她们织的袜子质量可好了,总是不够卖。又请人来帮工,帮工的人很偷懒,做工粗糙又偷绵线,乘你不注意就把绵线往衣袖里塞。所以大多数的活都是自己干的。那时的活真多,怎么也干不完。大姨妈十二岁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为何?世道太乱了,早嫁早了却一桩事,母亲不愿意早嫁,那就在家多干活。想读书?女孩子迟早是人家的人,陪钱的货,怎么可能在你身上投资?多干活是正事。母亲在家中什么都得做:喂猪,烧火熬酒,缝袜子;外婆还不断地生孩子,洗血衣,洗尿布,抱弟弟妹妹去讨奶吃。房子有空,外婆又开起了伙铺,也就是简易旅馆,供来往客商住的客栈,被子都是借的。那阵子呀,家中热火朝天,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外婆也真能累,每天干活都要到下半夜,她临睡前还要抓一把茶叶放在嘴里嚼才能睡得着。她心火燥,要用茶叶才压得住,可能是甲亢的缘故。每天一大早,外婆早早就起来了,外公再三地叫,舅舅和姨妈们都不动,外婆二话不说地冲进房来,掀起被子抡起巴掌来照屁股就打,一大群的孩子们唬得跳起来就跑,赶紧干活的干活,读书的读书。吃饭?你就别想坐下来细嚼慢咽,外婆总是在一旁吼:三扒两咽,咽完了好干活!也许是从小受外婆的影响,我们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催我们快吃饭的,受母亲影响,我也是这样催儿子吃饭的,这就是遗传吧?

  外婆是个好劳动的人,她一刻都闲不下来,她不但督促着儿女们干活,几近虐待的地步,自己也以身作则,开杂货铺,喂猪,磨豆腐,酿酒,织袜子,开伙铺,种菜,她到了春夏之季还操着小脚去水塘边去抓小鱼小虾——她把蚊帐布缝在一个用竹子做的三角架上,三个角引出三根绳子用根棍子挑起,再在里面放上两块相向而扣的瓦片,瓦片中间是酒糟。这个抓鱼的东西叫定子。外婆做了好几个这样的东西沿着水塘边一路放下去,那小鱼小虾就会被酒糟味吸引过来,外婆就一路把定子起起来,拣鱼加料再放下去,这样一个晚上可以得一大桶的小鱼小虾。她拿回来烘干,那小鱼小虾用辣椒一炒,可下饭可好吃了。外婆不断地开辟财源,节流可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家中吃饭很少是尽白米饭的,总是要加杂粮或是干菜一起煮来吃。只有过节才有鸡鸭鱼肉吃,一条大鱼从大年夜摆上了桌子,要一直摆到十五元霄节那天才能吃,这叫年年有鱼(余)。每逢差不多过年时,祖外婆就坐着轿子来问外公要钱了。没有钱?她就动手翻箱倒柜地找,见着值钱的合意的就拿,然后扬长而去。挺好玩,现在我的母亲到我的两个哥哥家中也是这样,这也是遗传吗?她常年在我的家里却不一样,因为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而且主动给,她还会翻吗?尽管如此,过年时外公还是会带着一大家子回到他父亲家中吃团圆饭的。这是规矩,中华民族的传统,谁也不敢破。

  这样没白天黑夜地干,又省吃减用,几年下来,欠的外债还清了,家庭也慢慢地殷实起来了。可灾难也悄悄地逼迫了,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就要开始降临了,我可怜的外婆一家躲也无处躲,藏也无处可藏,想尽办法,忍气吞声地熬呀,躲呀,却越陷越深,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去了。灾难深重的国家呀,灾难深重的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碰上了,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四十年代的一个春天,外公外婆去花门楼赶集,看见一个算命的先生,大家都说这算命先生算得很准。外婆也就将信将疑地让他算了一算。这算命先生先相了相面,然后又看了手相再问了生辰八字用子平术掐指算来,面色阴沉不肯说了。外婆见他如此,脾气就来了,外婆是个急性子,她问:“那我有几个儿子呀?”“三个”算命先生说。外婆一听破口大骂:“这都算不准还自称半仙!”差点没掀他的摊子,多亏外公拦住。那时外婆已是五个儿子二个女儿的妈妈,怎么说才三个儿子呢?可她又哪里会想到,灾难就要降临在她的头上了,她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可她还在憧憬着她幸福的未来呢。怎么能不憧憬呢?苦干了那么多年,生意越做越多,越做越大,财茂人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钱一天比一天多。她又哪里能想到,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如铺天的乌云正向她盖过来,灾难深重啊,她将和我们的民族一起忍受这无边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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