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休，躺床上遥控电视玩，频道太多，节目太多，摁了几个来回，锁定《消失了的学校》，剧情大意是：一间村小，一名拄着拐杖的残疾老师教五个年级十八名学生。为保学校不被撤并，拄拐老师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组织村小篮球队，一切从零开始，急训一个月，在全乡小学篮球赛上用鲜血投进了破天荒的2分，显示了山民子弟校的精气神，学校得以暂存，当然，最终还是消失了。
眼躁动，胸膛紧。我仿佛就是那村小中的最小不点。
五岁不到，背上母亲缝的小布口袋，蹦进本生产队社员的一间堂屋——我小学的第一间学校。唯一的老师，背着婴孩上课，圆脸，总是慈祥地微笑。
在我的记忆中，她只恶过一次，那是我的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同学，把教室主人的樱桃树打得枝断、叶飞、果落，我傻傻地看着十多双大大小小的手满地乱抓，匆匆往嘴里塞樱桃的脏样，笑得空空的小肚肚一鼓一瘪的，笑掉了果树主人一年换盐过日子的希望。
好果子不一定都好吃。全班同学直立、低头、出小气。树的主人骂些什么，老师恶些什么都模糊了，只记得有人叫“打了的”、“吃了的”留下，全班跑了个精光，只有我还得意的傻站着、看着。黑青脸的树主人，上上下下地盯了我几轮，拍拍我那小肚肚，甩了一句：“狗日的，憨包！”怪怪地走进里屋；涨红脸的老师拍着背上“饿饿饿”的小家伙，命令只剩下“看了的”我：扫地！
小学二年级，我们搬到另一生产队的另一间堂屋上课。冬天，赤脚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用冰冷的颤音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几乎都掉进过冰冷的水田，用读书声烘干了不怕牺牲的泥水湿处。
近四年级，我们终于抬着长木板，笑着搬进了新修的土墙学校，而且一下拥有了三位老师：一是那一直陪伴我们的慈祥微笑的老师；一是到北京天安门见过毛主席的老师，微笑中不乏严肃，52岁倒在讲台上，再也没能起来；一是始终甜甜微笑的小老师，至今仍微笑着站在村小讲台上。
五年级，按惯例毕业年级集中到大队小学，即如今的村小，那是用地主老宅改建而成的，高房大瓦屋，四条腿的课桌凳。那时，我们最大的疑惑是：老师为什么要分公办和民办呢？
老家现在的村小是“普九”新建的，居全村的中心地，教学楼挺漂亮，设施设备也今非昔比，乡村公路就守候在侧边。
几年前，我从那里把子侄辈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进城后，就几乎没了音信。
电视里的婚礼进行曲把我从恍惚的回忆中惊醒，翻身下床，决定马上回老家看看母校，再抽时间去拜访拜访那些个乡村学校、那些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