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别了紫贝岭
我决心要离开城外的那些同学了，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活动，或迟或早是会接到进入紫贝岭的命令的，与其留在紫贝岭上坐以待毙，倒不如跑到外面去闯出一条生路。我自从离开紫贝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进入紫贝岭了，因为我知道，留在紫贝岭上，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但我也不能溜回家去，因为我爱面子，怕同学们骂我是逃兵，骂我是胆小鬼，我是一名井系旗派战士，我必须同他们在一起坚持战斗。再说，今后斗争的结局如何，现在还难以判定，我还是留在这里看看风声再说。
我首先必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正好我家乡的民兵在城郊一带待命，这支民兵队伍的指挥官潘先阳是我的老乡，他现在正带领着五六百人的武装在这里活动，我要求到他的队伍里去当一名战士，他是不会拒绝的。
潘先扬跟我也有一面之交。
早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潘先扬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十多岁就离家参加了革命，他打过日本鬼，也打过国民党军，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刚解放时，他已经是解放军的营级干部了。
50年代初期，潘先扬因病转业回家，后来在大队里当了民兵营的营长。我在上小学时，经常看见他带领民兵从应公学校旁边路过，到海滩上进行军事训练。几年时间，在他的严格指导和精心训练下，建华山大队民兵营在县里出了名，多次受到海南xx军区和县武装部的表扬和嘉奖。1962年，他带领民兵集训队代表县里到军区参加民兵大比武，荣获射击、投弹单项冠军和总分第二名，名声大震。
潘先扬身材矮小，皮肤铀黑，脸部长着很多斑点，完全不象一个军人的样子，倒象一个放牛佬。他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我从来没见过他穿军装，他经常穿着一套蓝色干部服，戴着一顶蓝色制帽,其貌不扬。
每当大队演大戏【琼剧】的时候，潘先扬总是带着一批民兵来维持剧场秩序。有几次，我和一群小孩爬上树上看热闹，给他发现了，心里害怕极了，非常担心他把我们训一顿，但他却和风细雨的对我们说：“小鬼，快点下来，万一在树上睡着了，会摔下来的！”他看到我们都爬下来，才放心地离开了。
1967年，“六、二二”事件后，紫中井岗山兵团全部杀向县城，开始了全县规模的派性斗争，兵团决定派大部分同学深入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起来造反，组织红农会，壮大井系旗派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学被派到东郊公社建华山大队。
回到家乡，我们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民兵营营长潘先扬和前大队书记符和友等人倾向井系旗派的观点，便赶去串连，鼓动他们带头组织红色农民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农会】，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几天后，我们和潘先扬、符和友等人在应公学校开会，研究组织红农会的问题。老潘说：“我们要马上组织起来，打出旗号，亮出牌子，否则群众都跟他们【指大队干部】跑了！”第二天，建华山大队红农会宣告成立，由于潘先扬和符和友在大队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有大批群众加入了他们的组织，成为全公社中实力最大的群众组织。从此，我和潘先扬成了同一派别的战友。12月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联总派围困了紫贝岭，潘先阳率先带领红农会武装赶来县城解救井系旗派。
经过反复的考虑，我终于下定了到东南线民兵队伍去的决心。
27日早上，我到西庄园村去，在路上遇到同学庄雄，他告诉我王老师正在鼓动城外的同学上紫贝岭去，问我怎么办？我说现在不能上紫贝岭去，紫贝岭恐怕守不住，我们上去可能会当俘虏，还是留在外面保险。再说，我们没有武器，上了紫贝岭也没有用。我对他说，我们都是井岗山的骨干分子，在联委那里是有黑名单的，万一紫贝岭被攻破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再三警告庄雄不要跟王老师走，他到东郊去鼓动红农会民兵上城，联总派指挥部是知道的。
庄雄问我现在怎么办，我说也不能回家去，我们留在城外，跟潘先阳的队伍一起干，他们有几百条枪，又有海军做后盾，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活动有余地。庄雄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决定明天去找潘先阳。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王诚树就召集城外的同学开会，要求大家跟他上紫贝岭去，并强调说，这是指挥部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在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结果大部分同学表示听从指挥部的命令，上紫贝岭去坚持“最后的一刻”。我和几个同学拒绝执行这个命令。我们对王诚树说，明知紫贝岭守不住，还要叫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去当炮灰，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些同学最早起来造反，都是井岗山的中坚，如果跟紫贝岭同归于尽，那就完全失去了意义。还是把我们这部分人留在城外坚持斗争，即使紫贝岭失守了，那也是局部问题，我们人还在，还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王老师听了我们的话，低着头沉思了一番，也说不出一定要上紫贝岭去的理由，就不再强调上紫贝岭了。我知道他有苦难言。现在局势这样危急，头头们却一意孤行，不听下面的意见，鲁莽乱撞，大家都感到悲观失望。王诚树看到说服不了我们，只得说以后形势会有好转的话来安慰我们。他最后对我们说，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咬紧牙根，坚持下去，不怕流血牺牲，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
我和几个坚持要离开紫贝岭的同学表示听从他的话，无论斗争多么困难，环境多么险恶，都要坚持下去，决不当逃兵。最后，我们还是忠告王老师，要尽可能把那些不必要留在城里的同学撤出来，以防不测。王老师说回去要多做总部头头的工作，争取他们回头转向。我们看到王老师的情绪非常低沉，知道他心中有许多苦衷。他是总指挥部里的人，不象我们那样自由，想留就留，想走就走，他是要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能做出决定的。我们彼此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是说千万保重，便送他们走了。
后来我知道王诚树并没有把同学们都带上紫贝岭，他和十多位同学带几条枪留在县城附近一个村子里活动，直到紫贝岭被联总派攻占后，他们才离开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