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我是从学写诗开始的。16岁那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我随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下放到了鄂中的农村。其实，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知识，上面为了凑数，硬把我们一批初中生塞进了知青队伍里滥竽充数。下放农村虽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可军管小组的头头们则认为，对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来说，这是选择人生道路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从此，可以让我们同所谓反动的家庭划清界线，重新做人。
虽说披了“知青”的名，我终是清楚自己的深浅，读书充实自己，成了我唯一的愿望。那个年代，上大学靠推荐，工农兵的子弟才够格，“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只有改造改造再改造的份儿。我知道上学无望，就自己学。觉得这样总比偷鸡摸狗、打牌下棋、谈情说爱要强。我开始写诗，写了很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白天，在地里劳作；夜晚，就伏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第二天早晨起床，头发、睫毛被烟熏得满是油垢，鼻孔成了煤洞；漱口的时候，呕出的痰全是浓黑的，像喝了墨汁一般。不久，我在当地农村写出了点名气，有好几首诗歌被贴到了公社办的墙报上。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把一首题为《锹》的长诗寄给了当时颇有名气的《湖北文艺》。最终得到的是一份铅字退稿笺，文头写着我的名字。人家不出版，自己出版。我把所有的诗稿装订在一起，也就有了厚厚的一册。封面用牛皮纸装过，古香古色，题名《乡下放歌集》。
1979年8月，我进了城。当我再翻读那些诗稿时，不觉脸红。那些玩艺怎么能叫诗呢？不过是些跟着形势喊的口号而已。十多岁，那可是正当长知识学本领的年纪啊，除了自己的一颗不死的心外，又学到了什么呢？结果是空有一腔抱负，成了一个捡石砸天、身无一技的人。那年代，我没有写成一首像样的诗，也没学得一样看家本领。
后来，我到了大学，又进了一家日报工作。我成了一个以文字吃饭的人。经常下农村采访，使我得以重新认识了农村的原始封闭与落后。我为农村的落后而深感焦虑，同时又为自己无能改变农村的现状深深内疚。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农村的改造者、建设者。一日，我到一个山区采访，返城的时候，天色已晚。在蜿蜒的山道上，我忽然看见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在我们的车灯中前行。这孩子，使我想起自己不幸的往昔。他也正是处在求知的年龄哟。我多么希望，他和他们这一代不再有灾乱，不再被荒废，真正成为建设改造我们祖国的强人。回城当晚，我将自己的感受写成了一篇《山道上的孩子》：
我们的车，
在暗寂的山道上颠行。
忽见，一个男孩，
踏着灯光，在路边飞奔。
（此刻，我认定他就是我的孩子）
莽莽山野，你家在何处？
你归向哪里，
孩子背上，
书包一闪一闪。
我多想喊住司机，问：
孩子，这么晚回，
你怕不怕？
山道想必有蛇，
还有豺狼野兽；
孩子呀，当心
拐弯处切莫踩上浮石，
脚下的深渊无情！
我多想，喊一声：
上车吧，孩子！
你家在哪里？
我们送你一程。
我真怕，你会瞪着惊眼，说我们是坏人。
车仍在山道上穿行，
孩子却在黑暗中隐没。
回过头，我想喊：
快快长吧，孩子，
我多希望，将来
你就是这山道上的一盏灯！
这篇似诗非诗的文字发表后，我惴惴不安，生怕违背了诗的规矩和章法而引得行家的讥讽。实话说，我不懂文章，更不懂诗。没想到，我接到了许多电话，有的就是在全国小有名气的诗人。他们说我的诗不仅写得好，而且自成一体，独具风格。这是我发表的唯一的一首诗，不认识我的人居然说我是诗人，来信索要。我自觉好笑，诗为何物，我至今不知，如果说真有什“体”和“风格”的话，那就是当我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复归本我的时候，所表现和流露出的真挚的热望和纯朴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