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杭嘉湖平原，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丰沛的水系，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河道，象历史老人伸开的臂膀，紧紧环抱着位于平原腹地的一座古朴而宁静的小镇-新塍镇。这座千年吴越古镇，至今让我魂牵梦绕。
今年54岁的我，阔别它已经整整43年了。我和小我3岁的妹妹，在这个小镇上曾经度过了4个月的难忘时光，这短短的100多个日日夜夜，终将承载我最浓重，最温情且永生不灭的情感。因为这个江南古朴小镇，将我与早已作古的两位至亲至爱的老人，永恒的维系在一起。她们对我，更准确的说，对我的全家恩重如山。
我出生在北京，而我父母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这座小镇上度过的。将他们养育成人的，正是我文中提及的被我称呼为太祖母和祖母的两位老人。
我的父母原本并不是出生在这座小镇，而是邻近的桐乡濮院镇，由于各自家中兄弟姊妹多，家境极度贫寒，年幼时就先后被他们的父母过继给新塍镇上一户姓陈的人家。
后来听父亲讲，陈家祖辈在镇上以做小生意谋生，尽管不算富庶，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实。这家女主人姓水（我文中的太祖母，笔者注），年轻时生过5个孩子，前4个均是男孩，但在出生后就先后夭折了；民国三年，第5个孩子降生，是个女娃（文中我的祖母）。
女主人目不识丁，夫妻俩节衣缩食，在女儿长大一些后，将她送到镇上一户教书先生处读了几年的私塾，成为那个年代小镇上为数不多的识字女人。
在女儿18岁那年，父母为她招了个上门女婿。家中多了个男人，日子自然有所起色。
但天不遂人愿，婚后数年，小夫妻俩一直没有生育儿女，为了延续陈家的香火，全家合计收养一个男孩；经人介绍，联系上临近的濮院镇一户潘姓人家，将这家6个兄弟姊妹中的排行老四过继到了陈家。那年是公元1937年，这年男孩3岁。
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7月，抗日战争爆发。仅仅数月，日本侵略者自北向南涂炭了大半个中国。年底，日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转年新塍镇也遭遇了历史性的浩劫！那年的初夏，日寇大举进袭镇区，东南半镇的千余栋民宅、寺庙和商铺被侵略者焚毁，男女老幼纷纷逃离这座昔日里平和的小镇。
这场劫难后，使得留下来的百姓的心，如同眼前满目疮痍的小镇，千疮百孔，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的陈家，似乎更加把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到这个男孩身上，一家人待这个孩子为亲生骨肉，孩子自然随了陈家姓。
在那个动荡不定的几年里，男孩长到读书年龄，家里为他安排了私塾先生传文习字。孩子聪明乖巧，深得先生的喜爱并欣然接受陈家的请求，为孩子郑重的起了学名。这一时期，一家三代5口的生活虽清贫但还算安稳。
但天有不测风云，数年后，家里的男主人由于积劳成疾，重病不起，虽经多方投医问药，但最终还是撒手人寰。
在那个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接踵而来的灾难，几乎压垮了这个不幸的家庭。在这家男主人走后的第二年，陈家的女婿也患上了肺痨，很快丧失了劳动能力。为治女婿的疾病，家人轻信吸食乌烟（即鸦片）可以疗疾的传言，这使得原本已经贫困潦倒的家庭雪上加霜，其病情一天天在加重。全家人虔诚的祈祷最终还是回天乏术。
短短的一年间先后失去家中唯有的两个成年男人，天塌了下来。两位无依无靠的妇人，拉扯着一个未成年的幼童，处境的艰难和辛酸可想而知。难以想象的是，做为幼小孩童的祖母和母亲，以近乎虔诚的信念和旧时代中国妇女特有的坚韧，毅然用柔弱的肩膀，苦苦地撑起了这个不幸家庭的一片朗朗晴空。她们整日里起早贪黑，在自家门前摆上小摊位，卖一些自己腌制的糖蒜、酱菜，到邻近的酱菜坊帮工，做一些剥离榨菜皮的杂活；孩子的继母隔三断五要早早步行到十多里开外的集市上，买来几只活禽，加价后多换取几个纹银勉强度日。即便生活如此艰辛，但她们始终没有间断孩子的读书。
也许意识到这个家庭的败落已成定局，担心多年后再无力操办孩子的婚事，两位妇人筹划早早认领一个童养媳。不久，同样是濮院镇的一户冯姓家庭的同龄女孩儿来到了陈家，两个孩子以兄妹相称。
由于女孩的家境更加的贫寒，来陈家前，家中已断粮，饥饿难耐的一家人，靠在河渠里捕捞鱼虾和捡拾一些田螺充饥，久而久之，女孩腹内长满可怕的寄生虫，肚子涨得老大，已经疾患缠身。善良的陈家人为她寻医问药，在持续不断地治疗后，这个可怜女孩的身体渐渐好转起来。
两位孤寡妇人，日复一日地默默操劳，含辛茹苦养育呵护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抑或是这个水乡小镇自古蕴含着浓重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影响着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质朴，达理的两位妇人，省吃俭用，用辛辛苦苦换来的纹银，同时供养两个孩子接受着当地学堂教育。一对原本出身贫寒几近夭折的异乡娃，在纯朴善良、恪守旧时代礼教且辛劳不迭的两位妇人的教化和养育下，渐渐长大成人。他俩日后成为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当时的新塍镇，如同一叶船浆搅动了宁静的河面，泛起层层浪花。在那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新社会的洪流中；我的祖母成为公私合营后合作社的一名社员，太祖母则深居简出，料理起一家人的家务。
镇上的年轻人尤其按捺不住躁动的心。这一年，父亲16岁，和镇上的几个伙伴说服家人，报考了军校。面对眼前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两位老人深明大义，未加阻拦，就这样，父亲穿上军装告别了故乡和终将为他牵肠挂肚的家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父亲走后，在母亲的要求下，祖母为母亲报考了县城的师范学校。就这样，家中平时又只剩下太祖母和祖母两个妇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逐步展开，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相继成立，急需从全国范围的军队院校及地方政府部门征招一批年轻干部进入各部委办，我的父亲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脱去军装，来到了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两年后，母亲从县师范学校毕业，自然也离开了家乡小镇，来到北京，进入父亲所在的部委工作。那个时期，有文化、政治背景不复杂的年轻夫妻或恋人同在一单位的现象非常普遍。可没过多久，毕业于师范专业的母亲一心想从事幼教工作而离开了她所在的部机关。
这一时期，留在新塍镇的太祖母和祖母与我父母亲的音讯往来，全凭一纸书信，好在祖母识字，而且她的字体规整，这是日后父亲不止一次的对祖母书写的评价。
父母亲于1958年在北京成婚。一年后，我出生的消息传到新塍；闻听曾孙的降生，太祖母乐不可支，祖母兴奋异常，这无疑对两位老人来说是天大的喜讯，祖母甚至没有过多地考虑，就辞去了合作社的公职，将房屋和家产托付给镇上的世交，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和太祖母一道，一路舟车劳顿赶往北京。对于前半生未曾出过远门的二老来说，想必心中充满的喜悦之情早已冲淡了他们对故土的眷恋和将要身处不熟悉的北方生疏环境的忐忑。
从江南小镇到远隔千里的陌生都市，从一家人的合合分分，到祖孙4代在北京的聚首，时间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包括粮食、副食品在内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同全中国千万家庭一样，我们这个大家庭同样生活得相当清贫，父母的工资，除去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外，还要每月将计划好的部分生活费寄给濮院他们各自的亲生父母，以尽孝道。那几年，从半生坎坷，清贫寡欲的故乡生活中走过来的两位老人，面对艰苦，泰然处之，心如止水，日复一日，井井有条地默默打理着全家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年幼的我，而我已成为两位老人心中莫大的慰籍。
随着妹妹的降生，家中又多了一份欢乐。一双儿女让我的父母心满意足，也让我的太祖母和祖母两位老人笑逐颜开。清贫的生活无碍这个4代之家的其乐融融。
自我记事起，让我最依恋的就是太祖母，现在回忆她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一副典型江南老妇人的仪态，矮小瘦弱的身材，肤色很白，消瘦的脸庞，深深的眼窝，一头已显稀疏的银发，打理成一个髮结，利落地盘在脑后；常年一身打了补丁的青布侧襟衣衫整洁平顺，裤脚被长长的袜带绑裹，一双因裹足形成的三寸金莲，昭示着她所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和妹妹自幼称呼她“太太”，太太由于小脚行动不便，几乎不迈出家门半步，更是因为语言不通，凡是有邻里造访，老人家总是彬彬有礼的起身向来人投以友善的微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拘谨地找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坐下，一言不发，但也不会向平素那样自顾着做她的活计，而是平静地关注家人与来客的交谈，尽管她不曾听懂半句。
平日里，老人家沉稳安静，总是在不停的弓着瘦小的脊背，带着老花镜，埋头做着针线活，似乎有补不完的全家人的布草；一双小脚悬在床边，凝神中，眉宇间形成一道深深的沟纹，身旁摆放着一只从老家带来的表面已经磨得发亮的紫红色藤条笸箩，里面放满做针线活的家什和碎布头，还有两位老人的一些日常用的梳子，发卡，簪子、记账的簿子和一些已经记不清的小杂物，其中一把“张小泉”的剪刀，至今仍保留在北京的家中。我和妹妹对这个笸箩存有莫大的好奇心，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在其中翻来翻去，总想从中寻找到感兴趣的玩意儿。而我乐意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帮太太纫针线。太太没有文化，喜欢家人和她聊些家常，但她很善解人意，从来不向父母问这问那，生怕晚辈不好回答而尴尬。
在两位老人身边度过幼年时光的我们兄妹俩，自然能说得几句新塍方言，也愿意听两位老人为我们讲述那些早已记不清楚的故事和传说，听她们哼唱谁也听不懂的家乡小调。太太喜欢我和妹妹缠着她玩耍，每当我俩调皮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叫她“塔踏”（嘉兴方言“太太”的发音）时，总能感受到她老人家发自内心的欢乐和满足感。
太太每天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为的是准备一家人的早饭。那年月，早饭很简单，顿顿是玉米面粥，腐乳和北京辣菜。日复一日，总能在凌晨时分，看见太太椅坐在厨房炉灶一侧的墙壁旁，将一只手一次次伸进放在膝前的粮袋，一把一把将玉米面慢慢撒入一锅沸腾的开水中，另一只带套袖的手，执筷子不停的在锅里搅动，锅中的玉米粥逐渐粘稠起来，泛起的气泡不时突突迸溅到她布满老年斑的瘦小的手背上。多年以后，我问及玉米粥为何如此做法，父亲告诉我，老人家相信这样做可以让粥能多出些数。尽管那时我尚年幼，但这情景，至今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祖母那时并不老迈，和太祖母的性格有着鲜明的不同，人很泼辣，喜好言谈，只是因语言障碍，多少限制了她与邻里间的顺畅交往；齐耳的短发和一双幸免裹足的大脚，显得干练有加，说话从不轻声细语，也不太在乎人们对她的南腔北调表现出的诧异。由于性格使然，祖母有时也会因家务琐事和父母产生些小的言语冲突，每每此时，太太总会叫一声祖母的名字，示意她休矣。而一场争吵竟会嘎然而止。
我和妹妹按照北方的习惯，称呼祖母为奶奶。奶奶每天都要往返于家和菜市场、粮店、副食店之间，操持一家人的两顿正餐，夏季，总要为我和妹妹洗澡冲凉，每晚，哄我们入睡。我大致4岁后，奶奶每次上街，都要把我带在身边，为的是充当她的翻译。记得，我和身边的小伙伴不止一次地追着奶奶为她纠正“豆腐”一词的发音，这似乎成了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由于她的发音总是那么怪异，会引得我们蹦着高的大笑，而奶奶也会慈爱地望着我们几个屁孩自嘲的地笑个不停。
闲暇时，奶奶会带上老花镜，痴痴地翻看父母为我和妹妹买来的小人书，时常还会信手捡来身边的报刊、读物并一字一顿的念出声来。每天晚饭后，奶奶总要在她的记账簿上记录她一天的流水帐并不时和太太私下交谈些什么。奶奶喜欢哼唱家乡小调，尤其喜欢重复家乡老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某一段唱腔。洗衣、做饭时也经常到奶奶自娱自乐的哼唱谁也听不懂的江南小调。多少个夜晚，我们兄妹是在她诵经般的吟唱中渐渐进入梦乡。
我们兄妹俩的幼年是幸福的，那时和我同龄的孩子，大都是在机关幼儿园度过，而我俩却在两位老人的全程呵护下从幼年步入童年。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革运动席卷全国，全社会的躁动改变了每个家庭平静的生活，1969年， 我已经读到小学3年级，妹妹也在这一年入学。这一时期，不时传来浙江老家的相关音讯。已经阔别故土10年的两位老人，开始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自然也放心不下留在老家的家产。父母亲猜透了二老的心思，经过精心的考虑后，准备安排二老返回故里。
那时的我，年龄尚小，不清楚二老的离开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她们要去的地方离我们有多远，但得知两位老人要走的那一刻起，就似乎明白，在此后的日子里将不再会有太太奶奶每日的陪伴。
在二老启程前的几天里，两位老人变得沉默了，看得出，对我和妹妹的怜爱和放心不下，使得二老百般纠结。
送老人返乡的那天，是个周末。晚饭吃得较早，饭菜似乎较以往丰盛些。像往常一样，太太和奶奶不时将她们碗中的肉夹到我和妹妹的碗里，但那顿饭我怎么也没有品出滋味而只是想哭。
晚饭后，我们全家陪二老乘坐103路无轨电车至北京站，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分别前心中的压抑和难言的惆怅写在我们每个人脸上。
我们一行顺着人流走进站台，我和妹妹随父母上了车厢，父母为二老摆放好简单的行李、安顿好座位，不时地叮嘱着二老几句，而两位老人并没有坐下，目光始终投向我和妹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们的眼中已噙满了泪水。
站台响起刺耳的铃声，提醒着人们列车即将启动。我被父亲领向车厢门口，但头始终依恋地侧向两位老人；奶奶疾步奔向我并在怀里急促地掏着什么，就在我快下车的那一刻，奶奶将一把纸币塞进我的一只小手。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我的这只攥着纸币的手始终没有再松开。
太太奶奶的离开意味着我和妹妹将开始独立的生活。由于父母亲忙于单位的运动，我们兄妹俩象身边很多同龄孩子一样，脖子上挂起钥匙，内衣衣兜里揣着母亲为我们每天分配好份额的饭票，书包边拴着一个毛巾外套包裹着的铝制饭盒，摆动时勺子在饭盒中叮当作响。
那些日子，父母亲时常回家较晚，照顾妹妹的重任只好落在尚年幼的我的身上。那年冬天，似乎很冷，天早早会暗下来，在机关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边做作业，边焦虑的等待父母的归来。这时的我开始深深的思念远方的两位老人。而隔三断五收到的奶奶的来信中，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她对我和妹妹的关切。
1970年5月，父亲即将动身奔赴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的前途和家庭的命运未仆 ，我们这个家，也将面临祖孙4代三地相隔的局面。鉴于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而难以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父母最终决定将我和妹妹送到新塍镇的太祖母和祖母身边。在办理了我俩的转学手续后，由父亲带上我们兄妹俩，先绕道嘉兴再赶赴湖北襄樊干校报到，而北京家中将只留下母亲一人独守。
这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妹妹随父亲是在南下的列车上度过的，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加之将要与太太奶奶重逢，我一路兴奋异常。
1970年5月31日启程赴嘉兴当日，和小伙伴摄于礼士路照相馆，前排右一为作者
列车停靠嘉兴车站是在转天的午夜时分，那个时辰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两只沉重的旧皮箱，一只手臂搭住扁担，另一只手领着妹妹下了车厢，我紧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向车站的候车室。
午夜过后的嘉兴车站既昏暗又寂静，偶尔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蛙鸣虫吟。简陋的候车室内，人影稀少，角落里点燃着驱蚊的盘香；父亲将我俩安顿在一张漆成墨绿色的长条椅上，从皮箱中抻出两件长衫分别盖在我们兄妹俩身上。由于年幼加之一整天的兴奋，我们很快就又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时，天已经大亮，车站及周围开始嘈杂起来。父亲唤来一位挑夫，挑起我们的行李，我俩被父亲牵着手，跟在挑夫身后，向不远处的站前码头走去。这位挑夫留给我的印象至今依稀记得：皮肤黝黑，身材矮小，一条过膝的短裤，赤着双脚，上身一件洗得已经泛黄的白色粗布马甲，敞着怀，一路低头前行，步履很快，扁担在他的肩上颤巍巍的抖动着，不多时我们来到了码头。挑夫将行李送上船，接了父亲递过去的钞票，疾步折返而回。
知道当时嘉兴与新塍镇之间还没有通公路，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那时嘉兴县城与新塍镇的出行往来，全凭两地码头间的轮船。
那天我们乘坐的棚式轮船的船舱，仅一层且很低矮，满载乘客时，船舷几乎与水面平齐，行船时涌起的微澜似乎要打入船舱，弄湿船客的衣衫。河道不宽，水流平缓，轮船载着我们一路西行，风景大都被岸边生长的茂密的芦苇遮蔽。只有当船行驶到稍宽阔的水域时，可以见到沿岸联排的老旧民宅和远处接二连三映入眼帘的各式石拱桥；在不时鸣响的汽笛声中，有大小船只与我们交汇而过，形成的涌浪使船客随轮船上下起伏。
轮船载着我们即将接近新塍镇的东栅码头。远远望去，岸上聚集了不少人，大都是等待返程的船客，来接船的人并不多。当船靠近码头时，我早已开始在岸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定睛寻找奶奶的身影。未等轮船靠岸，我一眼见到了在急切张望的奶奶；分别两年后的重逢，使我忘乎所以的连声呼喊着奶奶，此刻，奶奶也认出了我们，她兴奋地上身前倾着，张开双臂，似乎刻不容缓地要将我揽进怀中。
从东栅码头到两位老人的家，我们兴冲冲西行。整个街道由一块块长条的青石板铺成，路面最宽不足3米，两旁大多是一门三吊闼的低矮窄小的两层木质结构的民宅，街道蜿蜒迂回，不时会有近乎死角的急弯，奶奶步伐很快，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当我们兄妹随奶奶和父亲迈入宅门的那一刻，我俩一眼便见到太太端坐在靠内墙的一张老式方桌旁，没等太太定睛看清来人，我和妹妹已经径直扑向太太，匍匐在老人家膝上，抬头望着老人，“太太，太太”叫个不停；太太慈爱的抚摸着我俩的头，我看到老人家此时已经老泪纵横。
重新回到两位老人身边，我俩对新的环境丝豪没有陌生的感觉。而奶奶兴高采烈地将我们到来的消息迫不及待的告诉她的邻里。那天，我们家不断有宾客临门，都想看看来自北京的客人；他们和父亲攀谈寒暄，还带来一些米糕、糖果送给我和妹妹。不时有邻居的小孩怯生生的探头向屋里张望。不记得是哪位老太叫着我父亲的小名问道：“在北京你们每天都能见到毛主席吧？”
也许因为已离家多年，也许因为对伴随自己长大的这块热土的眷恋，父亲没有立刻赶赴湖北干校。有父亲接下来几天的陪伴，更使得我们兄妹俩倍感惬意。几天来，我们随父亲走访了他过去镇上的挚友，漫步在市河两岸的街区。青石板路贯穿整个小镇的大小街巷，街旁能见到三三两两的店铺，这其中，剃头店、箍桶店、竹行、烟杂店最为常见。时常有赤脚的挑夫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还记得那捧着泥壶、叼着烟袋的男人蹲在自家门前纳凉的悠闲场景。河埠台阶下，有女人用木板在拍打盥洗着衣衫，不时用湿漉漉的手捋起垂下的几缕长发；还有横跨市河两岸的座座造型各异的石桥以及桥下摇着船橹穿梭往来的船夫……，小镇依就，民风依然，这熟悉的一切想必让此时的父亲百感交集。
在父亲离开小镇的前一天，晚饭后，我和妹妹随父亲散步来到镇北面一片桑树林，那里远离镇上的喧嚣，一望无际的桑田在金黄色晚霞的辉映下，呈现出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致，清风徐徐，空气中弥漫着雨后泥土的芬芳。回眸远处，朦胧中，小镇的轮廓依稀可见，这景致如诗如画，美轮美奂，时至今日仍成为我脑海中无与伦比的画卷。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桑树，每棵树有一人多高，叶子阔而椭圆，其形状与梧桐树叶很相似，叶片大小只有人的手掌一般。树与树的行距间被开出一条不是很深的沟渠，其间铺满厚厚的桑叶，叶间放养着无数幼蚕，这些蚕成虫后会在树埂间的桑叶中吐丝结茧，蚕农回收蚕茧，抽丝加工成名贵的丝绸产品，而蚕蛹又是极富营养的美食。
6月时节，树上结满累累黑紫色的桑葚，父亲信手为我们摘下一串，揪下几颗放入我和妹妹的口中，那味道甜甜的。
第二天一早，奶奶带我俩送父亲来到几天前登上小镇的东栅码头，只是这一次是我们依依不舍地送父亲离开这座小镇。船驶出去已经很远，我还是执拗地久久不肯离开，长时间注视着父亲离去的方向。
我和妹妹重新开始了在两位老人身边的小镇生活，只是父母亲却天各一方。由于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对太太奶奶的依赖，多少淡化了对父母的思念。
我和妹妹在镇汲水桥小学就读的时间非常短暂，当时的这座小学，坐落在离家几里外镇东南的一片空场上，校舍是几排红砖青瓦搭建起的平房，房前有一片开阔的长满青草的慢坡，缓缓的向南延伸到河中，这片水域很宽，是市河的一处弯道，河中能见到当地农夫放养的水牛，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懒散的露出脊背，一对相向弯曲的牛角时而隐没在河水中，不多时又重新浮出水面。
我已忘记当时就读的那个班级的班号，但还能清楚的记得我和妹妹各自拥有一群小伙伴，他们每日上下学都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现在我仍能记得我那个班的小班长名叫吴正伟，个头不高，黑黑的皮肤，留着一头当地孩子标志性的盖儿头，我俩似乎对对方有着小小的崇拜，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他似乎很有号召力，能做到一呼百应。和这些纯朴的乡下伙伴相比，我略显腼腆和文弱，但他很懂得照顾我。镇上的男孩子夏天从不穿鞋，上下学路上总是光着小脚连跑带颠。我入乡随俗，也尝试着赤脚，跟在他们中间，但在穿行于必经的田间小道和起伏的土坡时，由于脚下的石子、瓦砾会硌的小脚板生疼，总会放慢步伐，小班长会主动回转头停下来等我。
因我来自北京，可以讲普通话，老师总会安排我示范朗诵语文课本，这自然得到全班同学投来羡慕的目光，这让我在班上颇感得意。
身边这些朴实可爱的小伙伴，也时常会在我面前，展现他们强烈的表现欲。课余，我们这些男孩子时常会光着膀子在教室前面的空场上踢球玩耍，每当皮球落入水中，总有几个伙伴争先恐后地跃入河中，将球掷回岸上，而他们会趁势向深水处潜去，来到河心，探出头，向岸上调皮的挥手；这对于我这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来说，也着实对他们羡慕不已。
时至今日，我还会时常记起班上一位邻家女生，名叫柴梅，文静漂亮，同学们在一起时，我和她常有似乎不经意的对视，每每此时，她会瞬间将头埋下。她让我暗自喜欢了很久；每当路过她家门口，我总会有意放慢脚步，总想和她偶遇。至今，我仍能想起她当年的可爱容貌。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儿时短暂相处过的小伙伴们，如今可安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熟悉了小镇上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拱桥，似乎镇上的每一个人也已不再对我陌生。我完全可以融入这座小镇。可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的我们兄妹俩，多少是要受到老人约束的，不会允许我们去河里游泳，为此，祖母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前，一位在这条河中摇橹行舟的船夫，在木船行至河心时，橹绳突然断裂而落水，人们始终没有打捞到这个亡者的尸首。传说他变为水中的一个鬼，不晓得什么时候，它就会出来捉拿河中游泳的孩子，一旦被它拖入河底，就再也别想回到岸上。这个连老人自己都将信将疑的故事却吓住我和妹妹。
在来小镇一个多月后，暑假开始了，漫长的假期，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被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约去离小镇不远的郊外游玩外，大多时间是在家中度过的，这得以让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两位老人朝夕相处。
与在北京相比，两位老人在自己故乡的生活，显得无忧无虑。她们就降生在这个小镇，她们是这个小镇、这个家、这间房子的主人，她们在这个小镇上生活的如鱼得水。
我们的家在镇上西南大街的西段，这所宅子与街上大多民宅有着相同的布局，房屋坐北朝南，正门分为内外两道，两道门之间原先用来摆上摊位做些小生意，现在仍保留着旧时的格局，门板依靠戸枢固定，向上抬起，即可将其卸下。进得堂内，泥土地面没有铺砖，推开厅堂的后门，市河从面前流过，后门一侧摆放着一口硕大的水缸，用来盛放一家人的生活、饮用水。那时，小镇上没有水井更没有自来水。缸中的水取自后门外的河中；将水缸中放入明矾，可以使取来的河水沉淀后变得清澈。
从河中汲水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先将一条足够长的细麻绳的一头拴住一只铁桶的提手，将桶顺出门外，待铁桶接近水面时，持绳的手快速一抖，让铁桶底部冲上缓缓的沉进河水中，然后提拉绳索将满满一桶水提会屋里倒入缸中。要想将缸中的水盛满，需要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很多次。起初我无论怎样抖动绳子，铁桶总是漂浮在水面。而几天后，我已经能够运作自如。每天为水缸补满水，成了我的一件乐事。
从我家向西、隔两户人家，就是一处用长条石堆砌成的河埠，人们可以由此停船上岸。我时常会随祖母拾阶而下，看她盥洗衣物，淘米洗菜；我顺便将两只脚没入水中纳凉，看着鱼儿在脚边游来散去。
倚坐在家中后门垂钓，着实也是一件惬意的事。为此祖母向邻居讨来一根笔直的、手指般粗细的竹竿，我向太太要来缝衣服的棉线，一头缠在竹竿的顶端，另一头纫上一根细针，将截成小段的鸡毛梗串进线中做成鱼漂，然后把线和针系成死扣，将针头放入煤火里烧红，煨成勾，一副简单的渔具就这样做成了。钓鱼的诱饵来自街对面一小片棉花地中捕得的最常见的蝇子。为了获取这类鱼饵，我练就了徒手捉活蝇的本事，将捉来的活蝇串在鱼钩上顺后门投进河水中，鸡毛梗做成的鱼漂漂浮在水面上。一旦鱼漂抖动几下忽然沉入水中，这时迅速提起鱼竿，多半会有惊喜。
7月天，烈日烘烤着小镇，人们会变得慵懒。而一场疾风暴雨的到来，往往会暂时缓解难耐的暑热。每当乌云压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时，我反倒会疾步来到后门前，将门敞开，任凭风挟着雨水打在脸上，这时的我，会痴痴地望着整个小镇被瞬间湮没在水幕中，而我只顾享受那一份短暂的清爽。
我们兄妹和两位老人的寝室都在楼上，即便太祖母，每天也不止一次通过带有扶手的木楼梯上下阁楼。阁楼并不算低矮，南北两侧都开有窗子，老人的大多物件都存放在这座阁楼上。脚下的木地板已经呈现大小不一的缝隙，楼下的光线隐约会通过这些缝隙透进阁楼，走在上面咯吱作响。家对面是一户切面铺，两家阁楼相对的窗户之间搭有一根长长的竹竿，用来晾晒衣物。
由于临水而居，夏季难免会受到蚊蝇叮咬之苦。蚊帐成为晚上就寝时的必备之物。入夜，即使一整天的暑气没有多少的消退，即便有蚊帐的遮蔽会难以入睡，但我俩仍能在两位老人用芭蕉扇送来的清凉中安然进入梦乡。
夏季的小镇，天亮的很早，每天清晨，我都会被街对面店铺的那台切面机有节奏的咣当当的响声唤醒，而老人已早于我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通常祖母会去集市上买回一些应季的果蔬顺便带回几条油炸鬼（即北方的油条），有时还会拎回半竹篓欢蹦乱跳的河虾。蟹叉三馄饨、红烧鳝鱼、油炸蚕蛹这些美食是我来到小镇上经常能够吃到的佳肴。
8月末的一天，小妹突发急病，接近41摄氏度的持续高烧伴随呕吐，几近昏厥。经镇卫生院诊断，妹妹患的是乙型脑炎。虽施以大剂量抗生素，但高温丝毫不退。祖母情急之下，边拍电报给我的母亲，边求助于镇上我母亲当年在师范的同窗、一位姓陆的阿姨，她的丈夫在镇上一家药店坐堂，祖母从这位坐堂大夫处开得几钱名贵的羚羊角，用家中的小铜炉煮水，凉凉后让小妹服下。这一偏方竟神奇地使妹妹的高热迅速地消退。加之一个疗程的治疗，不到一个星期竟呈现痊愈的迹象。
母亲赶到新塍镇已是小妹病情痊愈的数日后。见到我和妹妹安然无恙，母亲的心算是放了下来。然而二老却依然忐忑着。
尽管我已经适应了小镇的生活，尽管受到两位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母亲的到来，让尚不谙世故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回京的愿望。这让母亲在选择我俩的去留上两难抉择。那几天，为了能够回京，我一遍遍的和母亲吵闹着，也向母亲不停地做出保证。在我软磨硬泡下，母亲最终做出了带我俩回京的决定。现在想来，我当时不顾一切的闹着要离开小镇，但愿没有让两位老人过分伤感。
在我们离开小镇前，母亲带我俩去了濮院，见到了我的外公外婆，也探望了我的亲祖母（祖父早已去世）。这是我和妹妹平生第一次见到这几位老人。
告别新塍镇的那天，是祖母送我们娘儿仨乘船去得嘉兴。离开家门那一刻，太太将我们送至家门口。走出很远，我回头望去，她老人家仍孤独的站立在自家门外，始终望着我们离去的方向。
再次和两位老人在北京的重逢，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后的1982年，那年，太太已是92岁高龄，奶奶也已近耄耋之年。二老的再次来京，源于父母考虑老家已无晚辈陪伴，对于日渐衰老的两位老人早已放心不下。
而二老做出告别她们一生临水而居的这块故土的决定，想必是何等的无奈和痛苦。正是这方水土，安葬着她们的祖辈，寄托着她们一生的希望，带给她们无数的悲欢，也赋予着她们圣洁的心灵慰籍。这座一路陪伴了她们人生旅程的小镇，本该理所当然成为她们的归宿之地。而我们全家没能成全二老。两位老人当然清楚，她们这次与小镇的告别，无疑意味着永别！
两年后的1984年3月18日，太祖母在北京家中与世长辞。
仅仅3个月后我自己的女儿出生。老人家没能等到这五世同堂这一天。
在送别太祖母的那一天，祖母捧着自己母亲的骨灰，我们全家跟在她的后面。祖母步履依旧很快，脚下是通往公墓的小路，小路同样由青石板铺成，但那已经不再是家乡小镇上那条蜿蜒着、通往家的青石板路，这条异乡陌生的小路通向更遥远的天国……
十八年后的2002年7月30日，祖母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两位老人的一生平淡无奇，但她们的离去对于我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深深的思念涌上心头，我会痴痴地眺望南方的天际，冥冥中又置身于那座小镇的观音桥旁，疾步攀过古桥，兴冲冲踏上那条通往两位老人故居的青石板路。
时间过得越是久远，小镇留给我的印迹在我的脑海中愈发清晰起来。尽管对两位老人追忆的情思和对小镇眷恋的情怀绵绵不绝，但是，近半个世纪了，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至今未曾再踏上我心中的这块圣地，未曾走近那座做梦都想去看一看的二老故居。似乎时间老人有意将这坛情感的酒酿封存的长久些，再长久些，直到启封的那一刻，浓香四溢。我想，当我再次离开早已更换了主人的那座木屋，我一定会回眸再望上一眼，但我已永远不会再看到当年目送我离去的那深情的目光和熟悉的身影，而这再次的回眸，竟会相隔近半个世纪。
岁月带走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更无法留驻我心中挚爱的两位老人，但这一切，已永远深深镌刻在我记忆的年轮上。
两位老人从中国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平凡老人中走来，她们生活过的这个世界，不曾对她们有所眷顾，但她们宽容且不懂得抱怨；她们是那样的柔弱和不善言辞，但她们礼义鲜明；她们平淡无奇、与世无争，但她们恪守的信念是那样的坚定；她们在故土虔诚的敬畏神灵，在异乡怯生生的待人；她们包容万物且终生忘我的劳作；她们一生无华，但用大爱养育了她们的子孙。
早已作古的二位老人啊，尽管今天已经很少再被人提起和知晓，但我愿意相信，二老早已魂归故里，永存于曾经养育了她们和她们祖先的那一片沃土和河流中并将生生不息，继续滋润着她们后代的心田，保佑着这方圣土人杰地灵，长存不朽……
2013年中秋 于北京
